从企业家到慈善家有多远
作者 才让多吉
青年参考
（
2016年07月27日
03
版）
好的慈善行动需要参与者的亲身感悟，需要他们改变现实的冲动，需要他们一点一滴地前行，以期给未来带来改变。就此而言，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杭州第二中学的陈为根（音）是我的英文老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推着自行车，脸色不太好。陈老师告诉我，他本来有机会去澳大利亚一个星期，教了一辈子英文，从来没有去过英语国家，他想去，但可能争取不到名额。我安慰他：没关系，等您身体稍微好一点，我送您去，想去哪就去哪儿。但没想到两个月以后，陈为根老师走了！”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早点做，可能就没有遗憾。如果我早一点碰到他，如果我有一点感恩的心去看一下老师，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想趁着现在还有一点实力，也许能够把我们选出来的（乡村）教师……”
讲故事的人叫马云，在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上的身价超过200亿美元；而据媒体报道，在杭州，陈为根这样的退休教师，平均退休金约为每月5000元。
不能说陈老师没有马云聪明，更不能说普天下的穷人都比马云懒惰。存在彼此收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差距，是因为人类在积累财富过程中的不公平真实地存在。
这些年，很多中国人学美国几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从政治、文化到教育，看看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就知道。但是，有一点中国人不喜欢学，那就是慈善公益捐款，即便巴菲特、比尔·盖茨等都到中国来为慈善布道，效果也不见得多好。现在，马云站了出来，并获得了潘基文、扎克伯格等重量级人士的声援。
在美国，年人均捐款约为1000美元；在中国，根据新华网2014年7月的一则报道，人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76元人民币。另据2016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为568位，超过美国的535位。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捐款却不多。
面对社会募捐，不少中国中产阶级认为自己赚钱不易，不该被“道德绑架”；富豪则声称，管着那么多人的“饭碗”就是行善，自己是“捎带手赚了点钱”而已，地主家余粮也不多——虽然他开着比巴菲特贵百倍的豪车，他一顿饭的花费超过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你们中国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曾有一位意大利官员问我。我回答，中国老百姓缺少社会福利，攒钱防病防老；中国富人赚点钱卑躬屈膝，也不容易……不料那个意大利人继续质问：难道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赚钱比富人容易，难道他们不看病，不养老？
经济行为、社会行为、道德行为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三套车。中国以家庭为核心，波纹式扩张、近者亲远者疏的熟人社会，决定了这个国家从来不缺乏亲缘性利他规则，中国缺少的是互惠性利他的社会运转规则，即便中国人不差钱，对社会捐款也迟钝。
康德说：“没有人注定活在贫困中，帮助穷人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再是施善，而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对“人类该如何用社会和道德行为来运转这个世界”给出的实质性表达。
1866年12月，一位31岁的美国人在日记里写道：“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可就是这个美国人，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逐利而居，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大亨。
1886年10月，他的弟弟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去世。1889年，他最得力的助手被炼钢高炉炸死。1901年，他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此后，他陆陆续续在纽约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
他就是钢铁大王、倡导富人应该把钱捐出来的安德鲁·卡内基，他留给后人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有钱人如果到死还很有钱，那真是件可耻的事情。”
百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有相似之处，也处在炫富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当时美国的富人经常组织数百人的聚会。帝国大厦门前，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一个班、一个排地走过。明星、富商风光无限，记者、作家追捧他们，用尽溢美之词。
然而谁都知道，一边是富人醉生梦死，一边是穷人生不如死的社会，注定难以为继。贫困是社会的肿瘤，根源是人类不够聪明，缺少可靠的政治、社会及法律安排。卢梭说：“通过法律获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义的，法律不过是富人将最初剥夺来的财富合法化的外衣。”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著作《贫困与饥饿》中写道：“饥饿是人们吃不到食物，而不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在那些政治和经济体制只为满足腐败的少数人的国家里，最需要食物的人往往得不到它。在美国，被扔掉的食物占到购买的食物的40%之多。
世界的改变不是靠几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公益不是简单的发善心，而是基于平等、公正和社会财富有效分配的社会行动。好的慈善行动需要参与者的亲身感悟，需要他们改变现实的冲动，需要他们用天鹅绒般的柔软，一点一滴地前行，以期给未来带来改变。
同卡内基一样，马云也曾遭人鄙视，但因为陈为根老师的事，因为他自己做教师的经历，因为他和乡村教师面对面的交流，他开始为中国乡村教育出钱、出观点、出行动。当然，一切刚刚开始，从一个企业家到一个慈善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需看好鼠标，谨慎点赞。
（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金融时报》中文网
好的慈善行动需要参与者的亲身感悟，需要他们改变现实的冲动，需要他们一点一滴地前行，以期给未来带来改变。就此而言，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杭州第二中学的陈为根（音）是我的英文老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推着自行车，脸色不太好。陈老师告诉我，他本来有机会去澳大利亚一个星期，教了一辈子英文，从来没有去过英语国家，他想去，但可能争取不到名额。我安慰他：没关系，等您身体稍微好一点，我送您去，想去哪就去哪儿。但没想到两个月以后，陈为根老师走了！”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早点做，可能就没有遗憾。如果我早一点碰到他，如果我有一点感恩的心去看一下老师，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想趁着现在还有一点实力，也许能够把我们选出来的（乡村）教师……”
讲故事的人叫马云，在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上的身价超过200亿美元；而据媒体报道，在杭州，陈为根这样的退休教师，平均退休金约为每月5000元。
不能说陈老师没有马云聪明，更不能说普天下的穷人都比马云懒惰。存在彼此收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差距，是因为人类在积累财富过程中的不公平真实地存在。
这些年，很多中国人学美国几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从政治、文化到教育，看看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就知道。但是，有一点中国人不喜欢学，那就是慈善公益捐款，即便巴菲特、比尔·盖茨等都到中国来为慈善布道，效果也不见得多好。现在，马云站了出来，并获得了潘基文、扎克伯格等重量级人士的声援。
在美国，年人均捐款约为1000美元；在中国，根据新华网2014年7月的一则报道，人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76元人民币。另据2016年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为568位，超过美国的535位。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捐款却不多。
面对社会募捐，不少中国中产阶级认为自己赚钱不易，不该被“道德绑架”；富豪则声称，管着那么多人的“饭碗”就是行善，自己是“捎带手赚了点钱”而已，地主家余粮也不多——虽然他开着比巴菲特贵百倍的豪车，他一顿饭的花费超过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你们中国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曾有一位意大利官员问我。我回答，中国老百姓缺少社会福利，攒钱防病防老；中国富人赚点钱卑躬屈膝，也不容易……不料那个意大利人继续质问：难道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赚钱比富人容易，难道他们不看病，不养老？
经济行为、社会行为、道德行为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三套车。中国以家庭为核心，波纹式扩张、近者亲远者疏的熟人社会，决定了这个国家从来不缺乏亲缘性利他规则，中国缺少的是互惠性利他的社会运转规则，即便中国人不差钱，对社会捐款也迟钝。
康德说：“没有人注定活在贫困中，帮助穷人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再是施善，而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对“人类该如何用社会和道德行为来运转这个世界”给出的实质性表达。
1866年12月，一位31岁的美国人在日记里写道：“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可就是这个美国人，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逐利而居，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大亨。
1886年10月，他的弟弟去世。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去世。1889年，他最得力的助手被炼钢高炉炸死。1901年，他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此后，他陆陆续续在纽约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
他就是钢铁大王、倡导富人应该把钱捐出来的安德鲁·卡内基，他留给后人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有钱人如果到死还很有钱，那真是件可耻的事情。”
百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有相似之处，也处在炫富和过度消费的时代。当时美国的富人经常组织数百人的聚会。帝国大厦门前，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一个班、一个排地走过。明星、富商风光无限，记者、作家追捧他们，用尽溢美之词。
然而谁都知道，一边是富人醉生梦死，一边是穷人生不如死的社会，注定难以为继。贫困是社会的肿瘤，根源是人类不够聪明，缺少可靠的政治、社会及法律安排。卢梭说：“通过法律获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义的，法律不过是富人将最初剥夺来的财富合法化的外衣。”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著作《贫困与饥饿》中写道：“饥饿是人们吃不到食物，而不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在那些政治和经济体制只为满足腐败的少数人的国家里，最需要食物的人往往得不到它。在美国，被扔掉的食物占到购买的食物的40%之多。
世界的改变不是靠几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公益不是简单的发善心，而是基于平等、公正和社会财富有效分配的社会行动。好的慈善行动需要参与者的亲身感悟，需要他们改变现实的冲动，需要他们用天鹅绒般的柔软，一点一滴地前行，以期给未来带来改变。
同卡内基一样，马云也曾遭人鄙视，但因为陈为根老师的事，因为他自己做教师的经历，因为他和乡村教师面对面的交流，他开始为中国乡村教育出钱、出观点、出行动。当然，一切刚刚开始，从一个企业家到一个慈善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需看好鼠标，谨慎点赞。
（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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