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苦修正“希特勒年表”
德历史发烧友“追踪”希特勒25年
编译 史春树
青年参考
(
2016年07月20日
20
版)
德国一位业余历史作家花了25年追踪希特勒的足迹,为的只是弄清后者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如此煞费苦心地修正“希特勒年表”,意义何在?
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死去71年,然而,“德国最大的恶棍”仍在持久地唤起公众的兴趣。对新闻媒体而言,每当它们不知道拿什么做封面故事时,把希特勒请过来仍然是最简单的方式;对图书出版界来说,每年都有无数“献给”第三帝国元首的传记、纪录片乃至小说问世。它们有个共同点:所有报道、专著和影片在“日期”这一点上都含混不清。
“希特勒年表”中错漏不断的日期,让业余历史作家哈拉尔德·桑德纳(Harald Sandner)甚为不悦,遂决定承担重构希特勒人生足迹的任务。桑德纳的公开身份是物流公司职员和IT发烧友。为了新著《旅程》,他用25年时间收集素材,并自费完成了穿越欧洲的考察。
这本2400页的厚书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希特勒人生的每天都是在哪里度过,指明了他去某处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他在每个地方所做的事,甚至听他演讲的民众的数量。用桑德纳的话说,作为他的第11部作品,动笔之初,他自己都不清楚这项工程的任务量有多大。
和不少历史迷一样,桑德纳自称“研究得越多,发现的纰漏就越多”。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著书立说、纠正前人错误的精力和勇气。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他从1933年到1945年的档案入手;东西德合并的机遇,给他带来了不少原苏东阵营的材料,加快了写作进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旅程》是一个有关希特勒的信息矩阵:先以时间和地点构成框架,再利用相关资料填充空白部分。对精通IT的桑德纳而言,信息处理是相关工作的本质。
问题在于,修正“希特勒年表”真的那么重要吗?
以汉堡这座城市为例。一直有传闻说,希特勒不喜欢汉堡,因为那里天气太冷。直到学者维尔纳·优希(Werner Johe)写了本《希特勒在汉堡》,这种成见才有所松动。该书主张,除了柏林、慕尼黑和纽伦堡,希特勒对汉堡的关注胜于其他任何德国城市。不过,在桑德纳看来,这种说法同样言过其实——希特勒固然没有避开汉堡,但他视察魏玛的次数更多。
事实上,仔细读过《旅程》的人,都会为其主人公对出游的热爱而感慨。正如德国现代思想大师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权力中心模糊化——独裁者是中心的化身。希特勒这种人没有私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号施令,他的决策和具体地点无关。
有观点主张,希特勒反复无常,有时整夜工作,有时可以几星期不做任何事。桑德纳对此予以肯定,称希特勒“并非轻率之辈”,但他一旦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弦更张。
桑德纳强调,他是希特勒某种意义上的粉丝,但绝非纳粹主义的拥趸,只是迷恋历史事实。就拿他的家乡科堡来说,有人宣称,希特勒只造访过当地两次。但仔细考察档案就会发现,科堡是让希特勒成为荣誉市民的第一个德国城市,诞生了第一个纳粹市长和第一份纳粹报纸。在桑德纳看来,这表明,某些人仍试图把不光彩的历史掩盖起来。
“我把真相放在桌面上,我只想消除神话。”桑德纳说。谈及自己工作的意义,他援引了曾任德国议长的克劳斯·冯·多纳伊(Klaus von Dohnanyi)的话:“歌德是我们的歌德,巴赫是我们的巴赫,希特勒是我们的希特勒。搞清这一点,我们才有机会跨越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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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位业余历史作家花了25年追踪希特勒的足迹,为的只是弄清后者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如此煞费苦心地修正“希特勒年表”,意义何在?
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死去71年,然而,“德国最大的恶棍”仍在持久地唤起公众的兴趣。对新闻媒体而言,每当它们不知道拿什么做封面故事时,把希特勒请过来仍然是最简单的方式;对图书出版界来说,每年都有无数“献给”第三帝国元首的传记、纪录片乃至小说问世。它们有个共同点:所有报道、专著和影片在“日期”这一点上都含混不清。
“希特勒年表”中错漏不断的日期,让业余历史作家哈拉尔德·桑德纳(Harald Sandner)甚为不悦,遂决定承担重构希特勒人生足迹的任务。桑德纳的公开身份是物流公司职员和IT发烧友。为了新著《旅程》,他用25年时间收集素材,并自费完成了穿越欧洲的考察。
这本2400页的厚书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希特勒人生的每天都是在哪里度过,指明了他去某处时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他在每个地方所做的事,甚至听他演讲的民众的数量。用桑德纳的话说,作为他的第11部作品,动笔之初,他自己都不清楚这项工程的任务量有多大。
和不少历史迷一样,桑德纳自称“研究得越多,发现的纰漏就越多”。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著书立说、纠正前人错误的精力和勇气。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他从1933年到1945年的档案入手;东西德合并的机遇,给他带来了不少原苏东阵营的材料,加快了写作进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旅程》是一个有关希特勒的信息矩阵:先以时间和地点构成框架,再利用相关资料填充空白部分。对精通IT的桑德纳而言,信息处理是相关工作的本质。
问题在于,修正“希特勒年表”真的那么重要吗?
以汉堡这座城市为例。一直有传闻说,希特勒不喜欢汉堡,因为那里天气太冷。直到学者维尔纳·优希(Werner Johe)写了本《希特勒在汉堡》,这种成见才有所松动。该书主张,除了柏林、慕尼黑和纽伦堡,希特勒对汉堡的关注胜于其他任何德国城市。不过,在桑德纳看来,这种说法同样言过其实——希特勒固然没有避开汉堡,但他视察魏玛的次数更多。
事实上,仔细读过《旅程》的人,都会为其主人公对出游的热爱而感慨。正如德国现代思想大师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权力中心模糊化——独裁者是中心的化身。希特勒这种人没有私生活,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号施令,他的决策和具体地点无关。
有观点主张,希特勒反复无常,有时整夜工作,有时可以几星期不做任何事。桑德纳对此予以肯定,称希特勒“并非轻率之辈”,但他一旦做了决定,就很难改弦更张。
桑德纳强调,他是希特勒某种意义上的粉丝,但绝非纳粹主义的拥趸,只是迷恋历史事实。就拿他的家乡科堡来说,有人宣称,希特勒只造访过当地两次。但仔细考察档案就会发现,科堡是让希特勒成为荣誉市民的第一个德国城市,诞生了第一个纳粹市长和第一份纳粹报纸。在桑德纳看来,这表明,某些人仍试图把不光彩的历史掩盖起来。
“我把真相放在桌面上,我只想消除神话。”桑德纳说。谈及自己工作的意义,他援引了曾任德国议长的克劳斯·冯·多纳伊(Klaus von Dohnanyi)的话:“歌德是我们的歌德,巴赫是我们的巴赫,希特勒是我们的希特勒。搞清这一点,我们才有机会跨越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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