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迷思”令美国流血

    由国家赋予的法律与政治身份，无法包含公民个体的多重特质。个体身份的复杂化，意味着未来的白宫主人需要在多元主义与美国特性间寻求平衡，国家内部的整合愈发困难。

    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夜总会的悲剧过去了十多天，凶手奥马尔充满仇恨的言论，依然回荡在美国人心头。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虽然“伊斯兰国”（IS）一再宣称要对这一大规模流血事件负责，但至今没有确切证据显示，这是该组织策划的、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其实，同性恋、少数族裔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早已让该案超越了恐怖主义的范畴，人们更应反思，在多元主义时代如何建立彼此宽容与共存的秩序？

    无论美国政府抑或目前参加大选的两党候选人，都没有立刻给奥兰多枪击案打上“国际恐怖主义”的标签。奥巴马表示，凶手的所作所为是“恐怖行径和仇恨行为”，潜台词或许是：在西方的传统中，这样的“懦夫行为”是非常令人不齿的。另一方面，跨国反恐开始容易，结束很难，如果它只是“独狼”式袭击，美国不能被IS牵着鼻子走。

    不是国际恐怖主义，那这起枪击案为什么会发生？9·11事件后，美国人曾无辜地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厌恶我们？而这次枪击案之后，问题变成了：“我们”到底是谁？已被击毙的枪手奥马尔本身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而酒吧里的遇难者，也是美国人。

    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接连发问：到底谁是美国人？或者说美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过他有句话说得非常中肯：“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奥马尔不会再开口说话了，但从他的一些行为可以看出端倪。据嫌犯的父亲说，几个月前，奥马尔曾看到两个同性恋男子在接吻，这可能是刺激他发动袭击的导火索。奥巴马则提到：“对同性恋社群的袭击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如果这只是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袭击，问题就更严重了，也超过了亨廷顿所担心的、因移民而造成的对美国特性的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及媒体的发展，让全球进入一个身份觉醒的时期，原先由国家赋予个人的法律与政治身份，已经远远不能包含多种多样的特质。文化多元主义超越了原先设定的地域特色、族群区别。多元主义的发展与个体权利的崛起是同步的，如何维持多元共处和共存是个问题。当国家这样的宏大身份不再是唯一之后，国家内部的整合就成了突出问题。

    奥马尔不仅仅是教徒，也可能是仇视同性恋的人，到底哪个身份让他变成了凶手？不宽容，是划分“我者”与“他者”的一种办法，也会让奥马尔这样的人把枪口对准那些他看不惯的人。当年美国的立法者赋予民众持枪权，作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保障，而现在，枪支不是被用来自卫，而是用来自杀或者杀死异己。这次惨剧再次激起了关于控枪的讨论。的确，枪支给极端分子以杀人的便利，但大刀也可以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比如在卢旺达。

    亨廷顿留下的“我们是谁”，是美国面临的最尖锐挑战。“大熔炉”是否能够继续炼出“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倡导仍是美国政治的主流，但身份觉醒带来的冲击让“政治正确”处于被检视与反思之中。枪击案可能搅动大选，更深远的是，未来的政治领袖需要在多元主义与美国特性间寻求平衡，不能再以“我们美国人”来粉饰太平了。

    （作者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