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赶时髦，金融精英成恶棍

    文学创作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任何时代都有具备时代特色的反派形象。次贷危机爆发至今，人们对金融家的不信任直接把后者推上了“恶棍”的位置；小说家、剧作家也乐于以哪怕是乌托邦式的手法抒发对金融业的不满，直至公众找到新的发泄对象为止。

    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前几个月，我老是用报纸的商业版擦窗户。所以，即便对那些散发着危险气息的金融衍生品一窍不通，我还是沮丧地意识到，整个经济体系已经成了天大的庞氏骗局。就像《1984》中那样，深陷其中的人们惊慌、无助，只能坐等厄运降临。

    诚然，金融业并不是经济的代名词，但它的确控制了全球经济中足够大的比重，以至于稍有波动，就会殃及无数平民百姓。次贷危机和之后的一系列乱象让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如此多的“金融秃鹫”以华尔街的腐肉为食。反映到文化领域，好的作品都需要反派，危机则为作家提供灵感；于是，交易员、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时代的恶棍。

    从广义上说，特定经济现象是与社会模式相联系的。因此，在描述虚构社会中的人与事时，作家往往有意识地在文字中埋藏经济线索。譬如，《国王的盾牌》（2008）解读了债务危机和君主制破产间的联系，《赚钱》（2014）对金本位制进行驳斥；而在《塔之三部曲》 （2014～2015）中，魔力是唯一的货币，你“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能力决定你的社会地位。

    更有一些反乌托邦色彩鲜明的作品，描述了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的社会不公。2008年开始走红的《饥饿游戏》描绘了青少年通过互相残杀取悦统治者；而在2013年的电影《极乐空间》中，时髦的精英人士在奢华的飞船里啜饮香槟，任由贫民在荒废的地球上自生自灭。

    在通过文学之笔影射现实这方面，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近些年来走得很远。在她去年推出的《幸福结局》中，私营监狱成了独立的经济体，靠压榨无辜犯人的劳动力而繁荣。她的另一部作品《洪水之年》，也刻画了一个被超级托拉斯“CorpSeCorp”实质性统治的世界，前者很少关心“外部负面效应”，意思是“就算毁了你的生活，我们也不负责”。

    回到银行家们身上，作为一类被定义为倨傲、挑剔、目中无人且冷酷无情的角色，他们俨然是理想的反派。站在小说家们的立场上，我们没有理由嫉妒那些至少生产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富人，但金融界的巨头不曾生产任何东西，就赚到了更多的钱。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除了算账，他们没有创造力；他们所处的道德宇宙因此变得荒芜、贫瘠、空无一物。

    不止写书的和出书的，在影视圈，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也把“金融题材”玩了个够。看看雷曼危机后那些新片的名称吧——《暴跌》《崩溃》《监守自盗》《击倒》……如果你喜欢追电视剧，想必听说过奥利弗·斯通执导的《华尔街：金钱永不眠》，还有在HBO频道播出的改编作品《大而不能倒》等一堆热门。2014年，在《华尔街之狼》中，新晋奥斯卡影帝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秀了把演技，成功地将投资经纪人塑造成为堕落的诈骗犯。

    公允地说，把金融家当做我们这个年代的头号恶棍，甚至让他们为无妄之灾背黑锅，这种套路的局限性很明显，首要的就是描述方式沉闷、枯燥：虚构作品中的金融家总是缺乏想象力、妄自尊大，懒得像只肥猫——即使真实世界中的他们懂得充分利用健身房。总之，危机引发的恐慌情绪让他们的形象更加极端化：尽是些赌徒、片子和惯偷，极其危险。

    托小说和影视作品之福，如今的普罗大众比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更聪明，至少能意识到，金融精英的小过失也能对储户、养老金领取者和房奴们产生可怕的影响；相应地，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多么脆弱，多么复杂，多么不稳定。而这一切都被归因于监管的缺乏。

    另一方面，银行家的恶劣形象达到顶峰，也意味着受众开始寻找下一批“恶棍”。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4套热播的连续剧《追踪金钱》中，反派人物是一家能源公司的CEO。

    深入了解不等于有备无患。次贷危机爆发8年后的今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依然时常感觉无助。我们对金融业越全神贯注，就越焦虑，对国际经济是否还在顺畅运行心怀忐忑。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