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之争”背后是文化观之争
作者 张石
《
青年参考
》（
2016年04月19日
03
版）
文化是特定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过度地执著于文化的高下，很多时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会使文化本身遭到破坏。
上个月，中国武汉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此事迅即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愤怒，有人撰文抨击称：“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这家企业的广告是否妥当，以及这位专家的批判是否合适，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真正使笔者感兴趣的是日本人的态度——他们似乎对哪里是“世界樱花之乡”并不在意，你愿意来登广告悉听尊便，红灯绿彩地就给你登上，好像也没看到哪个日本人奋起批判或挥臂抗议。
中国人和韩国人不时有文化上的“谁先谁后”之争。其实，日韩之间也有过有关樱花原产地之争，起因是，韩国有媒体主张，日本最著名的樱花品种染井吉野原产于济州岛。2015年，日韩再次发生樱花之争时，“中国樱花产业协会突然出面，高呼一声：你们都别争了，这没日韩什么事，樱花真正的起源地是中国。据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时间在唐朝”。
就本人所知，日本学界和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断定过只有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国。而有关染井吉野的争论，对日本人来讲，是有关染井吉野这个植物品种来源的学术之争，无关樱花最早产生于何处，而且染井吉野原产济州岛之说，也是日本方面最先提出的。
谈到樱花的产地，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辞书《广辞苑》中记载：“蔷薇科落叶乔木，十几种该植物的总称，中国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有数个品种为人所知……”日语维基百科也在“樱花”词条中写道：“园艺品种多，古来对花瓣的数目和颜色、开花的形态等进行改良，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在日本，包括原有和杂交品种在内，有600种以上。”
毋宁说，日本人承认现在的日本樱花中有许多是“杂种”，而“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这种说法，也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
从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看，日本人并不像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重视一种文化的发源是否来自自己的国家。他们甚至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文化称为“杂种”。
60年前，评论家加藤周一出了本著作，就叫《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相对于纯粹的西洋文化，他将日本文化定位为“以传统为基础的杂种文化”。
他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定位，并不包含否定的意义。该书主张：“英法的文化作为纯种文化，没什么不好，而日本文化作为杂种文化，也没什么不好。”相反，他积极评价日本文化有个性地消化外来文化的特征，他还在这种特征中看到了希望。
加藤把日本文化比作一棵树，认为：“那些试图把日本种的枝叶切掉的纯化运动即使进行得很顺利，也无法除去滋养根干的日本的要素，过不久，还会长出日本的枝叶；与此相对，也当然会发生试图除掉西洋的枝叶，完全恢复日本风格的运动，可是，在这种场合，对于根与干的杂种性也是无可奈何，过不久，还是无法防止西洋的枝叶再生……”
“杂种文化论”得到了广泛认同。现代日本人倾向于认为：文化是各方面因素融合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说一种文化一定发源并发展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是不易理解的。
这种文化性格有利于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不仅能很好地保存本国文化，也能呵护外来文化成果。比如，奈良的法隆寺承接了中国南北朝的建筑传统，西院伽蓝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中国唐代的一些戏剧曲目、宋代的釉碗等，如今也能在日本找到。
如此看来，过度地对文化“正本清源”，追究古老文化的原创者，实际上是试图确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过度追求文化“纯度”的一种表现。笔者以为，文化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过度地执著于文化的高下，常常使人们容易对文化做物理性的排斥与吸引，这种心态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使文化遭到破坏。
在中国，有些人由于对文化的“优劣”与“纯度”过度执著，“恨屋及乌”，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产作为前代“罪恶”与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革”造反派“破四旧”等，都对文化的传承和保存造成了负面影响。
人类文化的历史是文化交流的历史，一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一定会融入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因素。所以，与其追究文化财富和文化现象的原创者属于谁，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与纯度，倒不妨试试不问来源，只事呵护；毕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作者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赴日后，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
日经中文网
文化是特定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过度地执著于文化的高下，很多时候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会使文化本身遭到破坏。
上个月，中国武汉的某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在东京街头打出广告：“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此事迅即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愤怒，有人撰文抨击称：“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这家企业的广告是否妥当，以及这位专家的批判是否合适，笔者不想妄加评论。真正使笔者感兴趣的是日本人的态度——他们似乎对哪里是“世界樱花之乡”并不在意，你愿意来登广告悉听尊便，红灯绿彩地就给你登上，好像也没看到哪个日本人奋起批判或挥臂抗议。
中国人和韩国人不时有文化上的“谁先谁后”之争。其实，日韩之间也有过有关樱花原产地之争，起因是，韩国有媒体主张，日本最著名的樱花品种染井吉野原产于济州岛。2015年，日韩再次发生樱花之争时，“中国樱花产业协会突然出面，高呼一声：你们都别争了，这没日韩什么事，樱花真正的起源地是中国。据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时间在唐朝”。
就本人所知，日本学界和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断定过只有日本是樱花的原产国。而有关染井吉野的争论，对日本人来讲，是有关染井吉野这个植物品种来源的学术之争，无关樱花最早产生于何处，而且染井吉野原产济州岛之说，也是日本方面最先提出的。
谈到樱花的产地，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辞书《广辞苑》中记载：“蔷薇科落叶乔木，十几种该植物的总称，中国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有数个品种为人所知……”日语维基百科也在“樱花”词条中写道：“园艺品种多，古来对花瓣的数目和颜色、开花的形态等进行改良，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在日本，包括原有和杂交品种在内，有600种以上。”
毋宁说，日本人承认现在的日本樱花中有许多是“杂种”，而“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过去的”这种说法，也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
从日本人的文化性格看，日本人并不像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重视一种文化的发源是否来自自己的国家。他们甚至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文化称为“杂种”。
60年前，评论家加藤周一出了本著作，就叫《杂种文化——日本渺小的希望》。相对于纯粹的西洋文化，他将日本文化定位为“以传统为基础的杂种文化”。
他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定位，并不包含否定的意义。该书主张：“英法的文化作为纯种文化，没什么不好，而日本文化作为杂种文化，也没什么不好。”相反，他积极评价日本文化有个性地消化外来文化的特征，他还在这种特征中看到了希望。
加藤把日本文化比作一棵树，认为：“那些试图把日本种的枝叶切掉的纯化运动即使进行得很顺利，也无法除去滋养根干的日本的要素，过不久，还会长出日本的枝叶；与此相对，也当然会发生试图除掉西洋的枝叶，完全恢复日本风格的运动，可是，在这种场合，对于根与干的杂种性也是无可奈何，过不久，还是无法防止西洋的枝叶再生……”
“杂种文化论”得到了广泛认同。现代日本人倾向于认为：文化是各方面因素融合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说一种文化一定发源并发展于某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是不易理解的。
这种文化性格有利于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不仅能很好地保存本国文化，也能呵护外来文化成果。比如，奈良的法隆寺承接了中国南北朝的建筑传统，西院伽蓝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中国唐代的一些戏剧曲目、宋代的釉碗等，如今也能在日本找到。
如此看来，过度地对文化“正本清源”，追究古老文化的原创者，实际上是试图确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过度追求文化“纯度”的一种表现。笔者以为，文化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过度地执著于文化的高下，常常使人们容易对文化做物理性的排斥与吸引，这种心态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有时反而使文化遭到破坏。
在中国，有些人由于对文化的“优劣”与“纯度”过度执著，“恨屋及乌”，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产作为前代“罪恶”与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革”造反派“破四旧”等，都对文化的传承和保存造成了负面影响。
人类文化的历史是文化交流的历史，一种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一定会融入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因素。所以，与其追究文化财富和文化现象的原创者属于谁，固执于文化的优劣与纯度，倒不妨试试不问来源，只事呵护；毕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作者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赴日后，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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