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斯诺登时代，谁来保护我们的信息？
童瑫
《
青年参考
》（
2016年04月06日
03
版）
美国政府与苹果公司的争斗告一段落，但它给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我们留下了一道难题——该相信政府还是企业？
寻找二者间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可能是未来的思路。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已通过第三方机构破解了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嫌犯使用的苹果手机，不再需要苹果公司的帮助，从而撤销了对后者的法律诉讼。由此，持续近六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FBI诉苹果公司一案落下了帷幕。
但争议不会到此为止，恰恰相反，这种斗争将延续至更多类似的案例之中，因为它们本质上都体现了“后斯诺登时代”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新困境——谁来保护我们的信息？
该案中，FBI要求苹果公司设计一个新的系统并通过云端更新嫌犯的手机，新系统将允许FBI多次输入密码而不会引起手机数据自动销毁。FBI认为，为了保护公共安全、保证法律的执行，政府部门有权要求私人公司配合其执法行为——早在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All Writs Act》就赋予了政府此种权利，前提是其取得了司法部门的许可。
苹果公司拒绝了FBI的要求，其CEO库克在公开信中声明了3个反对理由：
首先，如果苹果公司同意了美国政府的要求，其他国家的政府将随之对其提出类似要求；其次，苹果公司认为编写软件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FBI不能强迫其编写其不愿意编写的软件；再次， FBI的要求将为苹果手机带来安全漏洞，从而损害用户利益。
然而，前两条意见并不见得成立。一方面，其他国家可能的跟进行为只是苹果公司的臆测，并不构成事实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只限制政府规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而非不加区分地鼓励并保护所有言论。再者，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阐明的那样，算法（或代码）并不一定能被纳入“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
于是，FBI和苹果的争论焦点最终落到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冲突上。吊诡的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内在张力早就存在于任何社会内部，而人类社会也早已发展出成熟的机制来解决此类冲突。既然如此，该问题为何在当前凸显？事实上，“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并不能完全概括该案的本质，“商业利益”同样是它不可或缺的另一个价值维度。只有注意到“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商业利益”三者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我们才能在“后斯诺登时代”的背景下，更清楚地看到本案的意义。
如苹果公司所言，它曾多次为政府部门提供帮助：这固然证明了该公司重视公共安全，但也表明了私营企业和美国政府曾经“友好”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同样存在于微软、雅虎、谷歌等诸多互联网巨头中。
然而，随着斯诺登事件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科技公司面临用户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为商业利益考量而做出选择，与政府的决裂遂成为必然。问题在于，这一决裂并不代表商业公司与公众站在同一战线上，因为前者并不见得乐于保护隐私或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基于数据挖掘的定向广告，正是诸多互联网公司的立身之本；基于垄断地位塑造甚至扭曲公众所处的信息环境，正是它们常用的手段。法理学专著《言论自由的反讽》强调，公司作为国家之外的权力存在，同样有压制言论的可能。
英国思想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对信息的汇集、存储和控制便意味着公共权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数字化，私人公司几乎控制、存储、使用着我们所有的数据，从而不仅在事实上获得了公共权力，也边缘化了政府在管控公共议题上的能力和作用。
自然，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我们会面临选择困境：该相信政府还是企业？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商业公司会代表民众的利益？毕竟，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本身至少具备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斯诺登事件之前，我们身处困境却浑然不觉，那么在“后斯诺登时代”，这一困境正在走向台前并逐渐激化。
该如何解决？一味依靠政府或者商业公司，似乎都不能有效应对。寻找政府与商业公司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可能是有效途径之一。要实现这一点，公众意见的表达、对政府及商业公司行为的积极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讲，在FBI诉苹果公司一案中，政府和苹果公司或许都不是胜利者。倘若该案能增进公众对当前所处困境的认识，进而推动大家对未来可能的解决途径加以思考，那么公众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作者是哈佛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
▋《金融时报》中文网
美国政府与苹果公司的争斗告一段落，但它给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我们留下了一道难题——该相信政府还是企业？
寻找二者间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可能是未来的思路。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布，已通过第三方机构破解了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嫌犯使用的苹果手机，不再需要苹果公司的帮助，从而撤销了对后者的法律诉讼。由此，持续近六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FBI诉苹果公司一案落下了帷幕。
但争议不会到此为止，恰恰相反，这种斗争将延续至更多类似的案例之中，因为它们本质上都体现了“后斯诺登时代”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新困境——谁来保护我们的信息？
该案中，FBI要求苹果公司设计一个新的系统并通过云端更新嫌犯的手机，新系统将允许FBI多次输入密码而不会引起手机数据自动销毁。FBI认为，为了保护公共安全、保证法律的执行，政府部门有权要求私人公司配合其执法行为——早在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All Writs Act》就赋予了政府此种权利，前提是其取得了司法部门的许可。
苹果公司拒绝了FBI的要求，其CEO库克在公开信中声明了3个反对理由：
首先，如果苹果公司同意了美国政府的要求，其他国家的政府将随之对其提出类似要求；其次，苹果公司认为编写软件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FBI不能强迫其编写其不愿意编写的软件；再次， FBI的要求将为苹果手机带来安全漏洞，从而损害用户利益。
然而，前两条意见并不见得成立。一方面，其他国家可能的跟进行为只是苹果公司的臆测，并不构成事实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只限制政府规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而非不加区分地鼓励并保护所有言论。再者，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阐明的那样，算法（或代码）并不一定能被纳入“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
于是，FBI和苹果的争论焦点最终落到了“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冲突上。吊诡的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内在张力早就存在于任何社会内部，而人类社会也早已发展出成熟的机制来解决此类冲突。既然如此，该问题为何在当前凸显？事实上，“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并不能完全概括该案的本质，“商业利益”同样是它不可或缺的另一个价值维度。只有注意到“公共安全”、“个人隐私”、“商业利益”三者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我们才能在“后斯诺登时代”的背景下，更清楚地看到本案的意义。
如苹果公司所言，它曾多次为政府部门提供帮助：这固然证明了该公司重视公共安全，但也表明了私营企业和美国政府曾经“友好”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同样存在于微软、雅虎、谷歌等诸多互联网巨头中。
然而，随着斯诺登事件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科技公司面临用户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为商业利益考量而做出选择，与政府的决裂遂成为必然。问题在于，这一决裂并不代表商业公司与公众站在同一战线上，因为前者并不见得乐于保护隐私或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基于数据挖掘的定向广告，正是诸多互联网公司的立身之本；基于垄断地位塑造甚至扭曲公众所处的信息环境，正是它们常用的手段。法理学专著《言论自由的反讽》强调，公司作为国家之外的权力存在，同样有压制言论的可能。
英国思想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过，对信息的汇集、存储和控制便意味着公共权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数字化，私人公司几乎控制、存储、使用着我们所有的数据，从而不仅在事实上获得了公共权力，也边缘化了政府在管控公共议题上的能力和作用。
自然，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我们会面临选择困境：该相信政府还是企业？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商业公司会代表民众的利益？毕竟，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本身至少具备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斯诺登事件之前，我们身处困境却浑然不觉，那么在“后斯诺登时代”，这一困境正在走向台前并逐渐激化。
该如何解决？一味依靠政府或者商业公司，似乎都不能有效应对。寻找政府与商业公司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可能是有效途径之一。要实现这一点，公众意见的表达、对政府及商业公司行为的积极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讲，在FBI诉苹果公司一案中，政府和苹果公司或许都不是胜利者。倘若该案能增进公众对当前所处困境的认识，进而推动大家对未来可能的解决途径加以思考，那么公众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作者是哈佛大学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
▋《金融时报》中文网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