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是恐怖主义的放大器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习惯应对的，是紧迫的威胁和蓄意作恶的势力，而非逐步增强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时常对恐怖袭击反应过激，对气候变化则往往不闻不问。

    奥巴马最近遇到了麻烦，因为《大西洋月刊》报道，他常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在美国，普通人因在浴缸中摔倒而死的概率比死于恐袭要高。

    时间点特别尴尬——就在布鲁塞尔发生爆炸前。事实上，奥巴马大致是对的。2013年，美国有464人在浴缸中溺死，而此后一年间，全国仅17人被恐怖分子杀害。当然，这并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因为在某个时刻，恐怖分子会从使用炸药过渡到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摧毁力甚至超过“9·11”袭击。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理性地应对全球挑战。

    问题的实质是：大脑的进化导致我们会对风险和如何应对风险，产生系统性误判。

    对恐怖主义出于本能的恐惧，多次促使我们采取代价高昂却适得其反的政策，譬如入侵伊拉克。我们大举扩张情报系统，以至于现在有安全情报权限的美国人（450万）相当于华盛顿特区人口的7倍。即便是支持特朗普的安全专家，也普遍认为这很荒谬。

    布鲁塞尔恐袭发生的同一天，詹姆斯·E·汉森（James E. Hansen）和其他一些气候专家发表了一篇论文，称碳排放改变世界的速度比预想中快，最严重的后果可能包括沿海城市被淹，并造成比近代史上任何天灾都可怕的暴风雨。

    那么，公众有什么反应吗？没有。

    汉森是著名科学家，他对气候变化的时间预测与其他同行有异。我没有资格判断他的对错。但不管对气候变化时间表存在何种争议，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制造的排放会在未来1万年里造成重大转变。正如论文集《自然气候变化》里一篇重要的分析文章指出的：“接下来的几十年为我们提供了短暂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把大规模气候变化的恶果降到最低。这种变化可能是灾难性的，其持续的时间，将比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文明史还长。”

    可是，特朗普和克鲁兹这两位共和党候选人都嘲讽了“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的观点，前者还宣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为的是损害美国经济（可他现在又说，最后一点是开玩笑）。

    情况搞不好会是这样：布鲁塞尔熬过了恐怖袭击，却熬不过气候变化——该市的大片地区位于海拔100英尺（约合30米）以下的低洼地带。

    “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恐怖主义的反应迅速有力，”耶鲁大学环境问题专家丹尼尔·埃斯蒂（Daniel Esty）说，“但它似乎不能动员人们对不那么明显、影响范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问题采取行动。”

    其中的原因似乎是……怎么说才比较礼貌呢？

    是人类进化的方式，导致我们不理性。

    看到一条无毒的乌梢蛇时，人类的大脑仍会兴奋。这是因为在灵长目长达数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毒蛇是前者非常习惯应对的威胁，一些特殊的脑细胞对蛇的形象极其敏感。

    遗憾的是，面对地球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我们的脑细胞还不太适应。听到“气候变化正在毁灭地球”的警告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担忧未来的部分）只有一小部分会发亮；之后，大家又会回去担心蛇，或现代社会中类似蛇的威胁——恐怖分子。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习惯应对的，是那种紧迫的威胁和蓄意作恶的势力（特别是有违道德规范的恶徒），而不是逐步增强的威胁。他说：“气候变化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不是烧毁旗帜造成的。”所以，它不受重视。

    简而言之，人类大脑的进化程度可以完美地适应石器时代，但不太适合在21世纪面临的风险。只有气候变化导致“蛇”的数量急剧增加，我们才会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位。

    乐观一点说，即便有时会误导人，大脑也赋予了我们意识到错误并改正它的能力。因此，或许我们可以针对自身在风险评估方面的弱点进行调整，这样，在面对地球可能毁灭的境况时，我们就会把它当成非常不祥和紧迫的威胁来应对，就像有一条乌梢蛇爬过那样。

    （作者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曾任该报驻香港、北京、东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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