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阿拉伯之春”留下了什么

    五年前，政治和经济矛盾的集中爆发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如今，部分当事国实现了政治稳定，但经济结构依然残破不堪，确立公平且执行有力的社会规则同样遥遥无期。

    “阿拉伯之春”转眼过去了5年，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都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稳定，但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4国的人均GDP增长不超过1.5%。该地区潜力巨大，也有大量年轻劳动力，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何如此？

    一种通俗的说法是，尽管在构建稳定的政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国家仍饱受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政治风险影响。问题在于，2011年之前，这样的风险已经很高，私人投资也相当平庸。现状必定还有其他解释。

    回顾这些国家的经济史，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洞见。市场经济对中东和北非来说是相对较新的事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终结后才出现。

    但和拉美或东欧不同，阿拉伯国家只自由化了经济。因此，即使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颠覆了许多，政治仍在左右市场。在埃及，国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980年的60%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30%。经济特权阻挠了真正的独立企业家的出现，反倒有利于能够垄断几乎全部自由化经济部门的特权企业。

    比如，在埃及，32位商人与前总统穆巴拉克关系紧密；2010年，他们赚得私人部门60%的利润，但只雇用了该国劳动力总量的11%。同期，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亲朋获得了私人部门总利润的21%，却只雇用了该国1%的劳动力。

    毫不奇怪，这样的体制只能带来“平庸的增长”。政治忠诚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率，对当权者忠心耿耿的人们没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公司。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则处于极大的劣势，因此，没有谁有动力进行创新或投资。

    增长潜力被抑制的情况不限于传统的可寻租领域，如房地产和自然资源部门。就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而言，垄断利润是通过非关税保护和补贴被制造出来的，导致出口疲软。

    结果，这些国家就业机会稀缺，被雇用人数很少超过劳动力总量的20%。好的工作只为少数有关系的人保留，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只能找到低质量工作。于是，服务业水平低下，社会流动近乎停滞。

    日益恶化的社会不满遇上了逐渐升级的镇压。随着政治风险提高，当权者的亲信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最终，体制无法同时控制街头和私人领域，导致群众示威和政治革命。

    如今，自“阿拉伯之春”的废墟中崛起的新政权，从已完成的交易中继承了一套残破的制度。拜“小官贪腐”和极端化的政治环境所赐，落实公平而执行有力的规则，当前亦不可期。

    这些国家或可尝试复制土耳其过去10年间的经济成功——执政党和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结成联盟，让出口增长了两倍。但这一策略的关键仍是找到刺激增长和创造就业的热点。

    摩洛哥和约旦都取得了一些成功，它们的统治者表现出了管控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的精英的能力。但不容否认，这两个国家固然在扩大政治联盟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传统寻租集团始终在遏制进步。对后者让步，意味着降低贸易领域的投资，从而拖累出口增长。

    突尼斯的模式稍有不同，它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张出口，同时向本国中小企业开放服务业。今后，它仍将面临经济自由化的挑战，需要处理好与工会和低效率老牌企业的关系。

    至于埃及，它依靠与军方关系密切的私人企业，以及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融资支持经济。但是，由于GCC的石油收入持续下降，这条路从长远看未必行得通。

    在这4个国家中，就业增长仍饱受掣肘。在不威胁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下快速重启经济绝非易事——这需要更富包容性的政治权力安排。对摩洛哥和突尼斯来说，温和派穆斯林和自由派之间的利益趋同提供了一线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在埃及和地区其他国家难觅踪迹。

    （作者是哈佛大学贝尔福尔中心中东项目教授，巴黎科学与文学大学阿拉伯问题专家。）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