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已走火入魔？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很大程度上是被高度个人主义所推动。从此，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事务，而是逐步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

    “半男不女”向来是骂人的，如今却成为时尚，甚至政治强迫症。美国近来流行的话题之一，就是电视名人、男子十项全能奥运金牌得主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在去年做了变性手术，化身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接着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成为美国自由派最新的英雄。左派媒体纷纷把他（她）当作社会进步的象征。

    此前，最具历史性的一刻，莫过于谷歌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和“女”之外的新选择。换言之，只要你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就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性别。

    性别政治者（最初是女权主义者）相信，有生物意义的性别（sex），更有社会意义的性别（gender），后者才是自我身份定义的要件，由主观意识决定。这可不是空口白话，而是有学术机构背书的——谷歌的分类法，主要依据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Q中心，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手册：性别指南》一书的定义。

    由此衍生了“流性人”（gender fluid）概念：不男不女、即男即女、任君选择。这可非同儿戏。英国《卫报》前不久报道说，英国国家剧院将重新诠释莎翁的《第十二夜》，把剧中的男主角、管家马伏里奥（Malvolio）改为女性的马伏里雅（Malvolia），并把著名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里的大坏蛋虎克船长（Captain Hook）改为女性。这篇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国家剧院将推出流性人的莎翁”——经典，也必须在政治正确之下变身。

    在英国，试图消灭性别的势力蠢蠢欲动。英国下议院的女性与平等特别委员会主席、保守党女议员米勒（Maria Miller）近日主张，护照、驾照等官方文件应当取消“性别”一栏。她说：“我们应当想办法减少关于性别的讨论。”可是，她领导的委员会却对这个话题喋喋不休，主张在学校告诉孩子，“性别是流动的”，可以任意选择。

    而在大西洋彼岸，学校该如何设计厕所，成了美国性别政治战争的新战场。美国教育部去年年底裁定，伊利诺伊州某中学因禁止一名自认女性的男生使用女厕，触犯了反歧视法。该州众议员莫里森（Tom Morrison）抱怨说，我们的女学生比囚犯更没人权——几乎与此同时，该州的男囚犯赢得判决，法官裁定由女监狱官监视他们洗澡的做法侵犯人权。

    奥巴马政府援引1972年《高等教育法令》中的一条律令，禁止学校基于性别拒绝学生使用公共设施，将其解读为“跨性别”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所认定的性别使用男厕或女厕，并可据此起诉禁止随意使用厕所的学校。反对者则惊呼：性变态者或强奸犯将如鱼得水。

    心理学研究指出，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会对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但大多只是一种过渡，否则就是病态，术语叫“性别认同障碍”。因此，像英国的米勒议员那样，要在学校教导孩子无视自己客观生物性别的做法，势必将造成更多困惑，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40年前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当时提出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个人化的做法流弊众多。

    其一，它导致了“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流行——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事务，而是自我定义的自利行为，不问责任，只讲权利。

    其二，“个人即政治”容易把“受害者意识”正当化，因为个人遭遇白眼，就把一切都视为对自己的歧视。这最终会导致政治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这种自恋逐渐异化为否定客观事实，一切均从主观出发。自我定义性别的政治，就是这朵异化之花结出的恶果。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领袖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革命吞噬其亲生子女。”如今看来，女权主义者发起的革命可能走向反面：为打倒父权，推崇女性主宰自身的性解放，反给男性提供了不必向女性负责的借口；实现同性恋平权，动摇了婚姻作为一男一女生养下一代的社会机制的基础；消除男女之别后，强奸犯可以随意进入女厕。

    这似乎是激进主义的宿命。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而欲打破它，但容易如滚雪球般，这一刻激进的主张，下一刻就被更激进的诉求斥为保守。当年号召“个人即政治”的女权主义者，看到今天女学生的权益不如男囚犯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