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为何出不了“特朗普”

    期待有更好未来的社会，会选择把命运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对未来感到恐惧的民众，则倾向于将希望寄托在边缘人士身上。

    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政坛崛起，举世震惊。美国给世人的形象，一直是个政治可预测和稳定性强的国家。极端主义或边缘运动可能在别处出现，但占据美国政界的一般是明智的中间派，如杰布·布什和希拉里。让人惊讶的是，前者已退出大选，后者前景也不明朗。

    到底怎么了？这只是另一场短暂的政治秀，还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结构性转变的大事件？把美国的情况和亚洲做个比较，或可凸显一些影响政治走向的结构性课题。

    简单来讲，“悲观的政治”为边缘政客的生存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欧洲，法国国民阵线党魁勒庞近年来的崛起也是如此。而在地球另一面，以往主导美国政坛的乐观情绪已转移到亚洲，其结果是：明智的中间派人士纷纷在亚洲各国的选举中胜出，如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2014年7月）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5年9月）。

    为什么亚洲国家纷纷转向中间政治，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却滑向边缘？一言以蔽之：期待有更好未来的社会，选择把命运交给可以托付的人；对未来感到恐惧的民众，则倾向于将希望寄托在边缘人士身上。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崛起显示，美国人对他们的政治体系渐失信心。美国政府往往是为特别利益团体而不是普罗大众服务的。美国国家政策被利益团体绑架的观点，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家几乎摧毁了美国经济，但锒铛入狱的大银行家只有一个。

    难怪桑德斯表示：“美联储并不监管华尔街，而是被华尔街监管，这是让人遗憾的事实。我们必须让银行为经济生产和所有美国人，而不是一小撮富有的投机者服务。”此话可以说是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人的愤怒。他还说：“如果国会没办法管制华尔街，那我们只剩一个选择，把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拆开，让它们再也不能摧毁美国人的工作、家庭和毕生储蓄。”

    社会不平等和长期失业让情况雪上加霜。桑德斯多次指出，美国顶尖0.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是底层90%人口财富的总和。如今，没有几个白人中等收入家庭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比父母有更好的未来。最终，持续加剧的普遍愤怒情绪引发了极端政治。

    相比之下，好些亚洲国家对民粹主义敬而远之，采取了经济上必要但不讨好的措施。莫迪取消了对收入超过1.46万美元的消费者的燃油津贴；佐科同样废除了燃油津贴，仅保留为柴油提供的0.07美元补助；李显龙遵照其父的教诲，不发放国家财政预算不能承担的福利；面对政治困境的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也推行了让许多人怨声载道的消费税。

    这些看起来不讨人喜欢的政策无可避免地引起了不满，不过，这些亚洲领导人都没有改弦易辙。他们坚持“正确”的措施，因为后者可以确保更美好的未来。

    许多亚洲领导人受到李光耀启发。这位新加坡开国元首有言：“我一直设法做得正确，但不是政治正确。”他相信，应该让人民明白一些“硬道理”，而不是采取权宜之计。

    而在美欧被悲观情绪笼罩的政治环境下，说实话的从政者会被选民惩罚。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对老龄化的德国来说，叙利亚难民是一种人口红利。可没有多少人支持她。

    更让人吃惊的是，向来明智的瑞士人可能公投修宪，把犯谋杀罪或在10年内犯下两项轻罪（如超速驾驶）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把外籍人士描绘成害群之马的政治海报也出现了。

    西方的民粹主义可以被消除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媒体频繁地就相关议题进行负面报道，缺乏正面报道的平衡。许多西方人相信，世界正脱离正确轨道。客观地说，情况并没有这么糟。长期来看，军事冲突在全球呈减少趋势，贫穷率也在下降。中产阶级在各地出现，新兴市场依然活跃。

    度过目前的衰退期，未来会更好。有了适当的领导人，西方各国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