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或令日本不战而败

    “价值观外交”使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显得自相矛盾：忽而宣扬建立“对华包围网”，忽而要求中日联手对付朝鲜。这不利于亚洲的稳定，也有损日本的利益。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个月的一场研讨会上致辞，称打算在亚洲推进与拥有民主、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的“价值观外交”。安倍强调，“在亚洲，一个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尊重法治的时代将拉开大幕。日本将继续成为其中的一员”。

    “价值观外交”，按日本外务省的说法，就是“基于普遍价值的外交”。它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发明，安倍和前首相麻生太郎等人深受其影响。

    但“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十分不成熟的外交模式。克里斯托作为学者提出这种观点无可非议，然而，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方针，对其自身非常不利。

    首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间进行外交的难度较低，如欧盟诸国，因为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最后索性不需要外交，而是结成国家共同体。反之，对外交需求度大的国家，往往是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正因价值观不同，才需细致磨合，反复磋商，互相解释，加深理解。

    人们曾经认为，外交只是“国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与他国进行的交涉行动”，但在国际化潮流下，国家、民族、地区正从一个个分散、孤立的族群走向在世界舞台上分工合作，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互利共赢；现在的中、日、美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区，早已结成丝丝入扣、起承转合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一损皆损，休戚与共，如果反目动武，每发打向对方的炮弹都如同打在自己头上，每次封锁对方的行动都是作茧自缚。

    这样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并非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而是由全球经济布局中的“国际分工”连接。因此，外交活动在“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双赢的原则。要取得双赢，在欧盟那样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间比较容易，因此，外交的重点是那些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其次，所谓“价值观外交”，容易使日本人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是“善”，与日本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是“恶”。但外交最重要的前提，是承认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先有了“善”与“恶”的价值定位，就会在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打交道时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说到底是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适应自然的手段，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必然会孕育出各自不同的文化。

    文化无高下优劣之分，它拒绝统一的价值尺度，是生物学以外的另一种遗传基因，是隐匿在政治、外交及社会活动下的原动力。而“价值观外交”，会给人以“文化优越性”的印象，本着这种感觉进行外交活动，很难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对方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日本推行“价值观外交”不利于亚洲的稳定，也有损日本的利益。

    日本近来加紧与韩国改善关系，安倍在国会公开强调，日韩针对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对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义”，大有团结韩国对付中朝的意味，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想到安倍“价值观外交”中涉及“对华包围网”的内容。由此，从地缘政治学力学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应日本“共同对应朝鲜问题”的要求，成了很大的疑问。

    “价值观外交”使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迹象：朝鲜处于安定状态时，就宣扬建立“对华包围网”；一旦朝鲜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求中国和日本联手对付朝鲜。这两个外交命题在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可能使日本在外交场上不战而败。

    （作者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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