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情重镇里的“断背山”

    从视同性恋者为公敌，到获评“同性恋人群最佳雇主”，英国军情五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奇妙转身，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也为刀光剑影的谍战故事增添了别样色彩。

    无论是《火炬木小组》、《极品基老伴》，还是《神探夏洛克》、《梅林传奇》，数不清的英国影视作品让人们见识到了风行于大不列颠的“男男基情”。“无基友不成剧”的潜规则，也令英国被喜爱他的异国网友冠上了“腐国”的名号。

    在现实中，英国也算得上对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群体恋情）最友好的国家之一——2002年，该国规定同性伴侣可合法收养子女；2014年，同性婚姻宣告合法化。如今的英国，人们热衷于讨论谁对LGBT群体最友好，最一视同仁。

    不久前，欧洲最大的平等权利机构“石墙”（Stonewall）发布了英国工作场所平等指数排名。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的军情五处获“LGBT人群最佳雇主”称号，一时引发热议。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来自400家企业和组织的6万多名雇员参与了调研。“石墙”将LGBT人群对自身所处工作环境的文化、多样性及包容性这三方面的评价作为评判标准。

    就这项“殊荣”，英国军情五处处长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坦言：“多样性对军情五处而言，至关重要。这不仅代表我们为之服务的各个不同社会团体，更重要的是，无论人们来自哪里，我们看中的是不同取向的精英人群的特长。”

    喜欢男人的“詹姆斯·邦德”

    美国新闻网站EzineArticles称，同性恋和间谍也许有着天然的联系。情报，这个充满秘密的世界本身就容易吸引同性恋者。谍报部门招募同性恋人士，历史上并不鲜见——由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和能力，他们能够迅速与陌生人建立关系，成为收集信息的绝佳人选。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过去，英国情报机构主要通过牛津、剑桥等高校招收在校生，而非通过报纸、广告等公开招募。撰写该篇文章的记者就曾参加军情六处的面试。

    “面试官是一位著名谍报人员，有聪明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向我描绘了电影般精彩的生活。正当我认真思考是否要投身谍报事业时，他把桌子底下的手放到了我的膝盖上。我想这可能是某种测试，但当那只手在我大腿上摩挲时，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该记者写道。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处和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军情六处内一直隐藏着不少同性恋员工。据英国《独立报》报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军情五处负责“防范共产主义”的部门主任亚历克斯·凯拉（Alex Kellar）“对男人更感兴趣”；1978年退休的军情六处负责人莫里斯·奥德菲尔德（Maurice Oldfield）爵士的独特性取向，时常引得外界窃窃私语。

    苏联情报部门也曾将英国情报机构内的同性恋者策反为“自己人”。《今日美国》报称，尽管只做不说，但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确实有过同性恋间谍，他们被称为“Homintern”。

    最著名的两位“Homintern”是英国王室的远房亲戚、曾在军情五处供职的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以及在军情六处工作的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他们和另外两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异性恋者并称为间谍史上的“剑桥四杰”。

    2009年，布朗特未完成的回忆录被公开。根据《每日电讯报》的说法，这位皇亲国戚之所以背叛祖国，完全是因为他对年轻英俊的伯吉斯一见钟情。在这部回忆录中，布朗特坚称自己和伯吉斯没有肉体关系，只是被后者的个人魅力左右了自己的政治观。

    能够被证实的是，四人联手为克格勃招兵买马，输送新鲜血液，还搞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他们向苏联报告了美国的铀储备量，方便前者计算出美方能造出多少核弹。

    21世纪，同性恋者在英国情报部门发挥着更大作用——当然，主要是正面作用。2008年，军情五处公开表示，要在英国境内招募一批同性恋者担任秘密特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反恐需要，因为各个群体都有着小圈子，如果不招募同性恋者，就无法充分发掘情报。

    同性恋者一度成国家公敌

    如今的英国对LGBT群体十分宽容。人权组织ILGA欧洲分部的调查显示，2015年，英国在“尊重人权和完全平等”方面是得分最高的欧洲国家。但许多人并不清楚，直到1967年，这个国家才将同性恋行为“非罪化”。

    时光退回到1963年，《星期日镜报》当时的头条报道公开教读者“如何识别潜在的同性恋者”。文章结论部分写道：走路时有轻微的扭动；领带打着最新款的结；与妈妈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之所以刊登这篇文章，是因为英国政府的一名同性恋公务员被苏联间谍胁迫。该报主笔在最后指出，“同性恋者并不可靠，我不会把秘密交到这种人手中。”

    谍战中，利用美色引诱目标，进而实施偷拍、讹诈、收买等一系列手段并不鲜见，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流传数千年的“美人计”。但是，并不是所有身处要位的人都是异性恋，并非所有“甜蜜陷阱”都得由女性布置，男人也可能成为攻陷同性的“糖衣炮弹”。

    据《独立报》报道，20世纪60年代，杰里米·沃尔芬登（Jeremy Wolfenden）是英国《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获悉沃尔芬登更钟爱男子后，克格勃派出苏联外贸部的一名男性理发师与他接触。

    高大英俊的理发师很快得手，二人在饭店中“卿卿我我”时，藏在衣柜中的克格勃特工跳了出来，将他们抓了现行，并以此威胁沃尔芬登，要求他提供西方在莫斯科的有关情报。否则，就将照片打印出来，送到《每日电讯报》办公室，揭露他的同性恋身份。

    沃尔芬登不为所动。设法脱身后，他果断向英国军情六处汇报了一切。结果却令这位爱国者始料不及——军情六处反过来劝他“与苏联方面好好合作”。本来只想摆脱克格勃纠缠的沃尔芬登顿时遭到英苏两方情报机构的双重夹击，身不由己地当起了双重间谍。

    在巨大的压力下，沃尔芬登开始酗酒，后来娶了一位在莫斯科遇到的英国女孩，并申请调到《每日电讯报》驻华盛顿分社工作。然而，做间谍的人在大多数时候身不由己，1965年，他又被召回军情六处。那年年底，31岁的他因在浴室跌倒引发脑出血身亡。

    “封杀令”随冷战结束淡出

    “直到15年前，同性恋还被认为是安全威胁。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容易受到诱惑，理由在于，同性恋者对性的态度是开放的，因此被政府部门，尤其是情报部门拒绝和反对。”伦敦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彼得·撒切尔（Peter Thatcher）告诉美国《时代》杂志。

    20世纪80年代，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调查“性格缺陷者”遭遇外国情报部门勒索和威胁时受到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同性恋倾向”，该报告受到了撒切尔政府的重视。官方最终表态称，如果同性恋身份遭到曝光，相关人员必须离开岗位。

    当时的英国决策者认为，由于在感情世界更开放，同性恋者更容易遇到“居心不良分子”，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更可能做出威胁国家利益的事情。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称，撒切尔政府的态度可能是人们对同性恋者有如此观感的症结所在。1987年，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文件显示，“如果不是保守党赢得大选，（同性恋被接受的）那一天可能来得更快。”可惜，撒切尔在1987年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事实上，这位“铁娘子”支持“同性恋行为合法化”法案，但她极力反对媒体、学校等机构对同性恋进行正面宣传，还要求将“学校必须教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第28条款”作为修正案，列入英国《1988年地方政府法案》。

    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也为情报部门将同性恋者拒之门外提供了借口。1987年9月18日，英国外交秘书办公室警告称，“敌对势力在英国恣意妄为的行动并未减少，反倒有所增加”。

    另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当年11月透露：英国领导人相信，即使同性恋者公开身份，也不会减少被勒索的可能性。于是，安全部门继续就“雇佣同性恋者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

    直到1990年，随着东西方冷战走向尽头，从国家安全角度对同性恋者的封杀似乎没那么有必要性了。随着撒切尔夫人卸任，约翰·梅杰搬进了唐宁街10号。1991年7月23日，新任英国首相在一份不起眼的书面文件中，确认同性恋者有资格进入安全性高的秘密机构。

    今天，军情五处依然强大而神秘，只不过，这里的人们对同性恋者不再另眼相看。40岁的安娜（化名）告诉英国《标准报》，入职时，和其他申请者一样，自己被要求告知性取向，以防“难以启齿的秘密”对职业生涯造成阻碍。但自那之后，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在这里工作了5年，从未有任何不适感。军情五处欢迎同性恋员工。”她颇有些自豪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