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可能扮演肥胖症推手

    肥胖在现代社会如此普遍，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又如此之多，几乎涉及从社会学到生物学的方方面面——贫富分化、情感因素、睡眠不足、基因遗传……以至于很难一一厘清。

    地理环境与肥胖的关系也许更复杂，在人口聚居的大城市尤其如此。一方面，城市居民频繁暴露在污染物中，也可能难以得到诸如公园和娱乐设施之类的公共服务。但另一方面，城市比蔓延无际的郊野更适合日常锻炼，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可能因此受到鼓励。

    当下，学术界正试着把地理因素引入公共卫生领域，就城市环境和体重增长的关系取得了新发现。本月早些时候，一份由瑞士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策划、成果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的研究指出，城市生活可能与高体重指数（BMI：body mass index）相关。

    研究者首先在洛桑采集了约6500名成年人的BMI。6年后又采集了一次。数据由研究人员亲自录入，而非参与者自行报告，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之后，研究人员把两次收集到的信息标注于地图上。如图所示，红点表示“不健康的”BMI的分布情况，蓝点则代表“相对健康的”BMI的分布情况，二者的区隔非常明显。

    起初，研究人员注意到一条显著的分界线：居住于城市西部的居民多为蓝领工人，他们的身材普遍较胖；富裕的、教育程度良好的、住在东部的居民，相比之下更显苗条。

    粗看上去，这幅统计图符合“肥胖跟贫困和低收入相关”的预设结论。但令人诧异的是，当作者把目光集中于中等收入阶层时，结果并没有大的变化。即使把收入项完全删去，洛桑的西部依然满是红点。具体一些说，高BMI并不是、至少不全是由居民收入决定。

    最终结论将都市人群的肥胖率归咎于隐形的地理位置分界线。首席研究员史蒂芬·朱斯特（Stephane Joost）称，主路、拥挤的高速路及大型干道，把蓝领阶层与“对他们有益的地方”即绿色地带割裂开来，这限制了居民的流动性，阻碍了他们获得健康食品的路径。

    但正如健康食品不一定能改变饮食习惯，交通不便亦非影响减肥的唯一障碍。朱斯特相信，所谓“空间依赖”（个体行为受旁人影响），也对洛桑西部居民的高BMI负有责任。

    早在2007年，一项基于心脏病人的统计研究，就发现了肥胖的社会纽带。最令人瞩目的是，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的朋友中有胖子，他自己得肥胖症的几率最多可增加57%。朱斯特推断，洛桑的情形与之类似，蓝领工人聚居的社区可能盛行不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常，大城市居民是根据自身的财力选择住在何处的。而在现实中，洛桑市政当局通过提供住房补贴等经济杠杆，促使蓝领阶层愈发集中地聚居在缺少绿色空间和便利设施的地区。“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并非偶尔为之。”他说。

    由此看来，该项研究从公众健康角度揭示了居住质量不平等的现实，这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显著特点。无独有偶，2014年，同一个团队在日内瓦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即富裕阶层往往居住在罗纳河一侧，蓝领工人在另一侧扎堆。朱斯特说，“我们在日内瓦和百里开外的洛桑观察到相同的居住模式，说明这些城市的规划确有改进余地。”

    换句话说，城市规划影响人口聚居模式，后者进一步作用于公共健康领域。未来，新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势必更专注于剔除不平等，以及沟通各个被割裂的社区。一言以蔽之，拒绝肥胖的持久战，势必要求我们对都市生活环境进行人性化的改进。

    ▋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