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收缩期，美国对外政策向何处去？

    当今的美国并未重返孤立主义。当然，在战略收缩时期，华盛顿在经费开支、对外干预程度和对待多边主义的立场上，都有必要进行有别于上一个10年的改变。

    近期，越来越多的人将奥巴马的政策与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相比。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关键阶段，共和党候选人也对奥巴马的“孤立主义”加以指责。

    这些指责并无严格的政策分析基础。将当前状况看作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斯塔诺维奇所说的“不妥协”和“收缩”间摇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更准确的看法。

    收缩不等于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二战以来采取收缩政策的美国总统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和奥巴马。在客观的历史学家眼中，与20世纪30年代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反对在战时援助英国）相比，他们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相反，过度坚持不妥协政策，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更大。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应激反应催生了孤立主义，延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打击；越战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升级，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内视”；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则导致了目前的收缩情绪。

    假如这种情绪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课题，美国人就应该抛弃关于孤立主义的不切实争议，把焦点放在3个有关未来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多少钱？多大程度的干预？多大程度的多边主义？

    第一，钱的问题。一些人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削减国防和外交支出，事实并非如此。按占GDP的比例衡量，美国目前的支出不到冷战顶峰时的一半。

    这不是要枪炮还是要牛油的问题，而是枪炮、牛油与税收的问题。如果不愿意提高税收，防务支出就会陷入同其他项目的零和竞争，与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等重要投资争夺预算。

    第二是美国如何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奥巴马说，美国应使用武力，并在必要时，即美国或盟友的安全遇到威胁时单方面行动。另外，当“良心”促使美国行动时，美国不应单独干预，而是要在成功机会很大时才使用武力。

    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极限在哪里？这是个老问题。近两个世纪前，面对国内干预希腊独立战争的要求时，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表示，美国“不主动出国寻找恶魔并消灭它”。然而，如果容许叙利亚内战持续，将导致恐怖组织建立安全港。到底该怎么做呢？

    在民族主义和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当下，美国应避免侵略。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便指出，占领外国领土必然招致仇恨。但要用什么来取代？空中力量和训练外国军队就够了？特别是在中东，动荡可能持续一代人，明智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很大的挑战。

    美国总统候选人最近的演讲显示，关于前两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但忽视第三个问题同样危险。美国如何强化机构、建立网络，制定处理跨国问题的政策？

    由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世界，对全球公共品的生产十分重要。不幸的是，美国的国内僵局常常对此形成掣肘。比如，国会让美国无法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重新配置，尽管代价很小。倒是中国看到机会，成功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在外交事务上花多少钱、如何干预遥远的危机都是重要问题，但美国人更该关注的，是美国“例外论”正在退化为“豁免论”。试想，如果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国会总是在阻挠国际合作，美国要怎样保持全球领导力？

    （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软实力》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