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从未与政治绝缘
作者［美］ 凡妮莎·弗里德曼
《
青年参考
》（
2015年10月28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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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可以反映出充满丑陋与不和谐的现实世界。无论观感如何，它确实有能力与责任，利用自身扮演的角色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迫使它们进入公众讨论。
先是女主角风，接下来是饥饿风，接下来是……移民风？听上去太没品位，细思恐极。
正值来自非洲与中东的难民成为颇具争议的话题，整个欧洲都在对此做出生死攸关的自省之际，在巴黎，华伦天奴和渡边淳弥推出了显然受此影响的时装，后者的现场秀干脆放在了巴黎的移民历史博物馆举行。
与此同时，摄影师诺伯特·巴克萨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贴出照片，展示了一个身穿奢华品牌服饰的模特，站在匈牙利的一座难民营跟前。
这些时尚时刻中都有着漂亮的衣服，它们也都招来了批评。华伦天奴和渡边淳弥都被批评没有采用更多“非白人”模特，还有人批评华伦天奴的走秀说明写得太幼稚。巴克萨则引发了更加愤怒的回应，人们抨击他美化并且利用了这场全球性创伤。
我们总喜欢反复思考“时尚宣言”，把这些宣言印在T恤上，但时装业究竟能够真正产生多少宣言？这样的努力（或者说，任何试图与政治社会问题沾边的事情）似乎愈来愈倾向以糟糕的方式结局，引发社交媒体上乱哄哄的愤怒，让这件事本身都能成为新闻。
但如果反过来，时装和政治、社会一点不沾边，又会怎么样呢？
这无疑是非常紧迫的问题——不仅是在道德层面，而且影响到商业。
冒犯别人的风险与动机被误解的风险都很高。我曾经听到华伦天奴的设计师在走秀之前聊天，他们试图引进其他文化中的美，挑战自身对美的定义，以此更好地理解自身，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这很好，但如果他们没有不假思索地把模特的头发编成辫子，就更棒了。
按照《W》杂志主编斯蒂法诺·汤奇的说法，关键在于，“图像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一个意思，换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工具来解释，就有了不同的意思”。指责时装业荒腔走板，拼命想攀上政治正确的高枝，可能太过轻率，最后伤害的搞不好是我们自己。
“时装其实并不是关于衣服，而是关于生活，”意大利《Vogue》的总编弗兰卡·索扎尼几年前在采访中对我说。她解释了自己为何决定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之后，刊登一幅在一处被石油污染的海滩上拍摄的大照片；2014年的一期杂志为何讨论国内暴力问题，以及其后的强烈抗议。“我们不能总写花朵、蕾丝和海蓝宝石。”
这个行业有一项悠久的传统，就是把昂贵优美的物品放在贫瘠的地方，制造出美丽的图片。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后，《Marie Claire》和《W》都在哈瓦那拍摄了时装照片，《Marie Claire》把图片用在9月刊，是身穿普拉达、巴尔曼和纪梵希的模特，她们身后是贫困的街景。1996年，《Vogue》曾让模特去越南拍照，图中，模特身穿晚礼服，站在稻田中央。
对于种种严肃的政治议题，这些是否属于轻率的回答，是否是一种最糟糕的文化挪用？又或者是这个行业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对现实世界的弊病付出的正当努力？或者二者都有一点？每一次，抗议都会出现；每一次，“衣服”都能促进一点点理解。
通常，最好的时装都是触动禁忌的，它挑战着权威。想想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女人是怎样开始穿上裤子和迷你裙的？它们也曾令不少旁观者大为恐惧。此外，正如法诺·汤奇所说，“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时装业也变成了操控宣传”。否则，它就仅仅是衣服而已。
时装的奥妙在于反映周围的世界，一个充满丑陋与不和谐的世界。去问问任何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服装属于他们的收藏范畴？他们会说，服装记载着历史，它反映特定时期内的社会风貌。
如弗兰卡·索扎尼所说，时装确实有这个能力与责任，利用自身扮演的角色，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迫使它们进入公众讨论。如此看来，不承认收入差异这个当今的现实，甚至比使用时尚杂志作为讨论社会问题的导体还要怪异。
时装通常被人贴上“逃避现实”的标签，相关理论还宣称，它应该为那些华丽的梦想服务，而非为偏见服务。许多设计师与摄影师拒绝扮演这种角色，他们看上去经常走出自己的边界。这种理论的前提是：时装并不、也没有能力去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看到没有解释的图像时，就更加恶化了这种局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来解释是否对图片事件中的主角进行善意的怀疑，或者报以最大恶意的揣测。可能有些设计师是想哗众取宠，但我们自己也要防范急着下论断的冲动，需要对事件的内核加以三思。
这并不是说设计师、造型师、摄影师（以及评论家）就用不着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都应该了解我们正在面对的全球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当然，时装业这个高利润的行业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确实有能力承担责任。
否则，我们还能剩下什么？一条骆驼毛大衣生产线吗？
（作者曾供职于《纽约客》、《金融时报》，现为《纽约时报》时尚频道评论员。）
美国《纽约时报》
时装可以反映出充满丑陋与不和谐的现实世界。无论观感如何，它确实有能力与责任，利用自身扮演的角色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迫使它们进入公众讨论。
先是女主角风，接下来是饥饿风，接下来是……移民风？听上去太没品位，细思恐极。
正值来自非洲与中东的难民成为颇具争议的话题，整个欧洲都在对此做出生死攸关的自省之际，在巴黎，华伦天奴和渡边淳弥推出了显然受此影响的时装，后者的现场秀干脆放在了巴黎的移民历史博物馆举行。
与此同时，摄影师诺伯特·巴克萨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贴出照片，展示了一个身穿奢华品牌服饰的模特，站在匈牙利的一座难民营跟前。
这些时尚时刻中都有着漂亮的衣服，它们也都招来了批评。华伦天奴和渡边淳弥都被批评没有采用更多“非白人”模特，还有人批评华伦天奴的走秀说明写得太幼稚。巴克萨则引发了更加愤怒的回应，人们抨击他美化并且利用了这场全球性创伤。
我们总喜欢反复思考“时尚宣言”，把这些宣言印在T恤上，但时装业究竟能够真正产生多少宣言？这样的努力（或者说，任何试图与政治社会问题沾边的事情）似乎愈来愈倾向以糟糕的方式结局，引发社交媒体上乱哄哄的愤怒，让这件事本身都能成为新闻。
但如果反过来，时装和政治、社会一点不沾边，又会怎么样呢？
这无疑是非常紧迫的问题——不仅是在道德层面，而且影响到商业。
冒犯别人的风险与动机被误解的风险都很高。我曾经听到华伦天奴的设计师在走秀之前聊天，他们试图引进其他文化中的美，挑战自身对美的定义，以此更好地理解自身，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这很好，但如果他们没有不假思索地把模特的头发编成辫子，就更棒了。
按照《W》杂志主编斯蒂法诺·汤奇的说法，关键在于，“图像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一个意思，换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工具来解释，就有了不同的意思”。指责时装业荒腔走板，拼命想攀上政治正确的高枝，可能太过轻率，最后伤害的搞不好是我们自己。
“时装其实并不是关于衣服，而是关于生活，”意大利《Vogue》的总编弗兰卡·索扎尼几年前在采访中对我说。她解释了自己为何决定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之后，刊登一幅在一处被石油污染的海滩上拍摄的大照片；2014年的一期杂志为何讨论国内暴力问题，以及其后的强烈抗议。“我们不能总写花朵、蕾丝和海蓝宝石。”
这个行业有一项悠久的传统，就是把昂贵优美的物品放在贫瘠的地方，制造出美丽的图片。美国和古巴关系解冻后，《Marie Claire》和《W》都在哈瓦那拍摄了时装照片，《Marie Claire》把图片用在9月刊，是身穿普拉达、巴尔曼和纪梵希的模特，她们身后是贫困的街景。1996年，《Vogue》曾让模特去越南拍照，图中，模特身穿晚礼服，站在稻田中央。
对于种种严肃的政治议题，这些是否属于轻率的回答，是否是一种最糟糕的文化挪用？又或者是这个行业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对现实世界的弊病付出的正当努力？或者二者都有一点？每一次，抗议都会出现；每一次，“衣服”都能促进一点点理解。
通常，最好的时装都是触动禁忌的，它挑战着权威。想想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女人是怎样开始穿上裤子和迷你裙的？它们也曾令不少旁观者大为恐惧。此外，正如法诺·汤奇所说，“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时装业也变成了操控宣传”。否则，它就仅仅是衣服而已。
时装的奥妙在于反映周围的世界，一个充满丑陋与不和谐的世界。去问问任何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服装属于他们的收藏范畴？他们会说，服装记载着历史，它反映特定时期内的社会风貌。
如弗兰卡·索扎尼所说，时装确实有这个能力与责任，利用自身扮演的角色，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迫使它们进入公众讨论。如此看来，不承认收入差异这个当今的现实，甚至比使用时尚杂志作为讨论社会问题的导体还要怪异。
时装通常被人贴上“逃避现实”的标签，相关理论还宣称，它应该为那些华丽的梦想服务，而非为偏见服务。许多设计师与摄影师拒绝扮演这种角色，他们看上去经常走出自己的边界。这种理论的前提是：时装并不、也没有能力去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看到没有解释的图像时，就更加恶化了这种局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来解释是否对图片事件中的主角进行善意的怀疑，或者报以最大恶意的揣测。可能有些设计师是想哗众取宠，但我们自己也要防范急着下论断的冲动，需要对事件的内核加以三思。
这并不是说设计师、造型师、摄影师（以及评论家）就用不着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都应该了解我们正在面对的全球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当然，时装业这个高利润的行业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确实有能力承担责任。
否则，我们还能剩下什么？一条骆驼毛大衣生产线吗？
（作者曾供职于《纽约客》、《金融时报》，现为《纽约时报》时尚频道评论员。）
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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