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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09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70年来,身体与心灵的苦痛从未消散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将记忆带进坟墓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9月09日   28 版)

    二战期间,记录日本政府要求韩国女性提供性服务的资料。

    韩国已故受害者纪念碑。

    面对镜头,张先兔老人不愿回忆当年的遭遇。

    二战结束70年后,最后一批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在走向生命尽头。无论是否得到了道歉和补偿,她们身体与心灵遭受的双重磨难,都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淡漠。


    9月4日,韩国摄影师安瑟洪(音)在东京一家画廊举办主题为“抹不掉的痕迹”的展览,公布了46名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的70张相关照片。2012年,因为日本极右势力的抗议、威胁和“伪造历史”的指责,他的主题摄影展被迫取消。

    日本曾强迫韩国、中国、菲律宾、印尼等国的约20万名女性充当慰安妇,已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今,受害者中的大多数已辞世,在世的也年过八旬。正如美国《国际商业时报》所说,留给她们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些有过悲惨经历的女性仍在等待伸张正义。

    她不再因羞耻而沉默

    随着健康状况逐渐恶化,韩国老人金福童(音)不再因羞耻而沉默,决心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讲述给每个愿意倾听的人。她今年89岁,失明失聪,只能被人搀扶着行走,但浑浊的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暗示着纠缠她一生的苦难从未消散。

    “我只想让真相水落石出。”她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我死去之前。”

    1940年,日本士兵破门而入时,金福童只有14岁。他们声称要送她去一家缝纫厂做工,以此支持占领当局,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徒”,给家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金福童想不到,等待她的根本不是什么缝纫厂,而是被辗转送往6个东南亚国家,并在此后4年间充当日军的性奴隶。一旦表现出不顺从,她就会遭受拳打脚踢。

    “我们的任务是让士兵恢复活力。”她回忆道,“每到周六,他们从中午就开始排队,直到晚上8点,星期日是早8点到晚5点。永远有一长列人等着,我没机会去数有多少。”

    为了节省时间,日本士兵通常不会脱掉靴子和裤子,3分钟后就轮到下一个人。这让金福童筋疲力尽、近乎崩溃。“结束时,我甚至无法起床。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整个下半身动都不能动。”她告诉CNN,“最初的一年过后,我们已经变得像机器一般。”

    长期的虐待永久地损害了金福童的身体。提起自己这辈子都没能哺育后代,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缓缓流下。“痛苦无法用语言形容。即使到现在,我依然每天都要吃药。”

    战争结束后,金福童回到家乡。过了好几个月,她才向家人坦陈了自己的遭遇,但家人的反应增加了她的耻辱感。“他们说,‘怎么能有人做出这样的事?’”她向英国《金融时报》回忆道,“这既是在说日本人,也是在说我。”

    为了讨还公道,金福童加入了非政府组织“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往,也曾有日本官员为此道歉,但该组织认为这远远不够。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教科书中许多关于慰安妇的内容被删除,让外界担心日本政府正试图掩盖过去的罪行。

    金福童有足够的理由得到最后的平静。“说没有证据是荒谬的。”她说,“我就是证据。”

    亲友的排斥更令她们痛苦

    据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这些在二战期间历经磨难的女性,许多有着被亲友拒之门外的经历。正是这方面的原因,让李玉善(音)把自己的秘密在黑暗中埋藏了近60年。

    1942年的一个下午,14岁的李玉善在釜山街头遭到绑架,很快被送到位于中国的“慰安所”。那一刻,她不知道,自己此生再也无法见到双亲,无法踏进家门一步。

    2013年,李玉善终于打破沉默。在“德国之声”电台记者面前,她没有提及自己经历的“无穷无尽的耻辱”,只是用一句话总结:“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是屠宰场。”语毕,她的声音滞涩了,那3年决定了她的后半生。“战争结束时,其他人自由了,但我没有。”她说。

    “我们经常被殴打和用刀威胁。大家都是11~14岁的女孩,不相信有人会帮我们逃出地狱。”与外界隔离多年后,她们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仿若永恒的绝望中,许多人投水或上吊自杀——李玉善一度相信这是自己唯一的归宿,但最终没能下决心。

    1945年日本投降后,“慰安所”的管理者不知所踪。自由从天而降,女人们却困惑不安。“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没有钱,无家可归,不得不露宿街头。”李玉善回忆道。

    她不知道怎么回家,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回家,羞愧几乎把她压垮。“我决定在中国度过余生。我怎么能回去呢?”她告诉“德国之声”,“我满脸都写着字,告诉别人我是个慰安妇。我永远无法直视母亲的眼睛了。”

    后来,李玉善嫁给了一名韩裔男子,在吉林省延吉市定居。为说服自己回家,她进行了几十年心理斗争。幸运的是,丈夫对她很好,她苦笑道,“否则我不会容忍这么久”。

    美国雅虎新闻网指出,大批慰安妇对自己的可怕经历保持绝对的沉默,害怕被社会抛弃。这也导致在战争结束许久之后,外界才开始正视她们的遭遇。

    2000年丈夫去世后,李玉善终于回到韩国,接受心理治疗。彼时,她的父母已去世,家中的兄弟对她冷眼相待——做慰安妇的亲属太“丢人”了,谁都不愿跟她有任何关系。

    只要开口,真相就不会消逝

    “我已经不想这么活下去了。”黑暗的陋室里,一名虚弱的老妇用沙哑的声音说。在疾病的折磨下,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张先兔,眼前似乎浮现起70年前的遭遇。

    这位89岁的中国老人告诉英国路透社摄影师金景勋(音),被日军掳走时,她只有15岁,被迫在慰安所度过了暗无天日的岁月。

    金景勋走进另一名受害者郝月莲的房间时,她正给自己打点滴。她拒绝观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因为这会让她不适。郝月莲的养女说,母亲人生最大的伤疤就是失去生育能力。

    80多岁的巴希一辈子没有结婚,和亲戚住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二战时的一个夏日,她正在家做饭时,被两名持枪日军绑架,旋即遭到强暴。3个月后,巴希被释放回家,却遭扫地出门,因为这个家庭“不要被玷污的女儿”。赤脚走了两天两夜后,她终于被熟人收留。向日本《朝日新闻》讲述这些经历时,巴希泛红的脸上涕泪横流。

    朝鲜女子玉吉媛(音)于1927年出生,1940年被送往日本设在中国的“慰安所”。由于身患梅毒,日本军医切除了她的子宫。

    菲律宾的洛拉·马克西玛不愿用语言描述自己的过去,但她的身体“记得”那段痛不欲生的经历。看着母亲尖叫,抓挠,在地上蜷成一团,她的女儿呆若木鸡。

    对这些不幸的女性来说,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从未结束。国际特赦组织称,很多受害者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补偿,但只要她们中的更多人愿意开口,真相就不会消逝。

    伸张正义之路看不见尽头

    面对旅日华人班忠义的镜头,8名曾经的中国籍慰安妇起初含糊其辞。随着与班忠义熟络并习惯了镜头,她们才一点点地吐露了本该被永远埋葬的记忆。

    山西的刘面换15岁时落入魔掌,只有如厕时才能喘息片刻,“跪爬着到厕所,扶着墙慢慢站起,挪到窗口看太阳”。40天后被赎回时,她的左臂已经残废,此后终生未嫁。

    2015年8月,班忠义耗时20年拍摄的纪录片《渴望阳光》在日本上映,成为迄今唯一详尽披露中国慰安妇遭遇的影片。真实的证言,让许多日本人首次直面那段丑陋的历史。

    从1995年起,班忠义平均每年3次替日本民间人士组成的“原慰安妇支援会”送去捐款。在东京的一场声援会上,刘面换温和地告诉一名向她道歉的原日军士兵,“好了,知错就好了”。一群中年日本人曾来到第一位打破沉默的中国籍慰安妇万爱花的病榻前,不断重复“对不起,我们的祖先让你们受苦了”,还有来访者握着她的手,泣不成声。

    万爱花等人不止一次地到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官方道歉和赔偿,都以败诉告终。起诉期已过、暴行属于个人行为……成了日本法庭拒绝她们的理由。

    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美期间表示,“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感到深深的痛苦”。

    但正如美国“Truthdig”网站所言,战争已经结束70年,20世纪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却从未被正式承认,那些饱受苦难的女性始终没有等来正义。

    直到2013年去世前不久,万爱花仍然念叨着:“我做了鬼,也要让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将记忆带进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