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足球：因为“任性”，所以流行

    当绿茵场上的对阵者从两方变为三方，足球运动的陈规旧俗便遭到了彻底的颠覆。源于左翼思想家的创意，在先锋艺术家推动下成为现实，三边足球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崛起。

    夏末的一个凉爽傍晚，钟声回荡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尖塔之间，宣告今天正在变为昨日。地处闹市区的塔克西姆广场上寂静异常，和2013年土耳其民众在此集会示威时的喧嚣形成了强烈反差。偶尔有几个警察在街角闪过，意在防备抗议者卷土重来。

    时钟指向深夜。不知从何时开始，陆续有人影从广场四周的小巷中出现，并用夹杂着少许德文的英语低声交流。这些不速之客脱去外套，用它们在广场中央围成六边形。在涤纶织物散发出的淡淡味道中，他们拿出足球，传球、射门……完全无视巡警的目光。

    不到半小时，这场球赛便引来了数百人围观，谈笑声打破了宁静。奇怪的是，场上同时有三支球队在竞技，球员们阵型随意，也不在乎球是否出界——这恰恰是“三边足球”的精髓所在。那些在旁监视的军警应该不会意识到，广场上正在进行一场足球革命。

    马克·戴森说：“那是一场令人吃惊的比赛，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三边足球赛事，简直棒极了！”作为德特福德三边足球俱乐部成员，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公众推介这项运动。

    重构工作和享乐间的界限

    发明三边足球这项“脑洞大开”的运动的，是丹麦艺术家、哲学家阿斯戈·约恩。半个世纪前，此君是“国际情境主义组织”成员，整日与无政府主义者、左翼活动家和先锋艺术家为伴。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前景，还是对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现，他都感到失望。于是，约恩开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寻求创造性替代方案，重构工作和享乐间的界限。

    戴森解释说，约恩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左翼领域，以至于他很难用语言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思想。最后，他诉诸于对足球这项运动加以改造，以此隐喻自己的理论创新。

    为凸显反权威精神，三边足球的首要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这项运动只需要一个球、3支球队、六边形的球场，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可以随时修改。

    有别于一对一赛制的足球，决定三边足球胜负的不在于谁进球多，而在于谁失球少。这种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颠覆传统足球的指导思想，即对抗性、侵略性和确定性。约恩认为，传统足球使得球员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则和死板的战术踢球，且必须有明确的赢家和失败者。

    而在三边足球中，这些约束大都不复存在。“我们一开始比赛，就会跟其他队伍商量‘我们结盟好吗’，或采取类似战术。”戴森说，“但无论如何运用计谋，比赛都不会按设想进行，你并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盟友、谁是对手。你没准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争胜，就会取胜’，但这项运动的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这就是约恩所谓的‘绝对自发性’的最高境界。”

    不请自来的球员是不可或缺的风景

    阿斯戈·约恩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1973年他去世后，三边足球看起来和他的哲学观点一样，似乎注定会被遗忘。然而到了1994年，一群参加英国格拉斯哥冬季学会、深受情境主义影响的建筑系学生，让这项运动起死回生。

    这群人由激进左翼人士、先锋派艺术团体成员及伦敦心理地理协会成员组成，他们的兴趣在建筑学之外。正是在那里，戴森认识了费边·托普赛特，后者当时正在翻译约恩的丹麦语著作。这次邂逅，开启了两人的亲密友谊，进而促成了三边足球的复兴。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如果说约恩是三边足球之父，托普赛特就是三边足球之子。在那一年的会议上，后者突然向众人提出，要实际验证一下这项奇特的运动是否真有意义。由他领头，众人换上运动服，不畏格拉斯哥的严寒，开始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三边足球比赛。

    “开球前，大家一个劲儿地抽烟喝酒。”戴森回忆说，“最开始的5到10分钟，大约50人只知道跟在球后头跑。大伙儿都不是职业选手，当时的场景看起来一定既混乱又搞笑。比赛前后进行了大约半小时，因为天气冷得要命，我们最终提前鸣哨，跑回了酒馆。”

    这场首秀不那么亮眼，但从此开始，三边足球在各国民间兴起。2011年，戴森偶遇艺术家内尔·特兰斯彭，发现后者所属的群体对三边足球有着浓厚的兴趣。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伦敦东南的德特福德街区举办常态化联赛。那里不但是欧洲艺术氛围最浓的地区，还有一座可免费出入的福特汉姆公园，没有执法人员监管。“政府部门一般都会对使用草皮者收费，以冲抵维护费和警方维持秩序的费用。”戴森说，“福特汉姆公园有很多醉汉，这也是其可爱之处，他们总会来观赛，偶尔还跑进场地参战。”

    这些不请自来的家伙并不令组织者讨厌，反而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戴森诠释：“这是一项开放而自由的运动。我们建立了球队，但其他人只要想参加，就可以随时上场。”

    这项运动具有“极端的包容性”

    三边足球的拥趸普遍相信，这项运动具有“极端的包容性”，参与者要在内心保持对世界的清醒认识，更要把种种突破常规的举动当做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批判。

    这一点得到了杰夫·安德鲁斯的赞同，他是德特福德三边足球俱乐部的经理。这项运动不仅把开创者的理念变成了现实，还摒弃了传统足球的弊端，即受制于大型俱乐部和大企业的资金。“三边足球的时代已经到来，”安德鲁斯表示，“我们的场地免费，我们不需要政府或商业赞助，这完全符合平等精神和国际主义价值观。”

    得益于托普赛特等人的大力推广，三边足球在欧洲蔚然成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有了定期联赛。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等国的粉丝成立了各自的队伍。这意味着，各国公众对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如它的初衷所强调的那样，轻易突破了文化和民族的藩篱。

    三边足球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及，组织者甚至于2014年在丹麦的锡克尔堡举行了首届三边足球世界杯赛，时间几乎与巴西世界杯同步。最终，来自土耳其、立陶宛、英国、法国、波兰、丹麦和德国的7支队伍，为争夺冠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混战。

    在英国伦敦，人们组织了由6支队伍参与的卢瑟·布里塞特联赛（编注：这个名称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位运动员），每月第一个周日在德特福德街区同时进行两场比赛，赛期从每年9月持续到次年6月。“主宰卢瑟·布里赛特联赛的仍然是超现实主义者，抑或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也可能二者兼有。”马克·戴森解释道，“我们深受街头文化影响，比如海报，比如涂鸦。随时随地，我们尽一切可能，追求‘少工作、多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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