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和长崎的伤疤依然隐隐作痛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前，广岛和长崎升起的蘑菇云，将二战推向终点。而今，随着被两枚原子弹改变命运的一代人逐渐告别世界，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变得不再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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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为迫使日本投降，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代号“小男孩”和“胖子”的两枚原子弹。此后一周，作为太平洋战争始作俑者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由于将数以万计的平民卷入其中，这两枚原子弹在道德层面引发的争议一直在继续。但时间的力量无法抗拒。随着亲历者老去，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忆也在失去光泽。

    人间地狱顷刻间降临

    灾难从天而降时，时年16岁的邮递员谷口稜晔正骑着自行车在长崎的西北部地区送信。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抛到半空中。虽然距爆炸中心尚有1英里（1609米），但比太阳表面温度更高的灼热，还是在瞬间摧毁了他的衬衫、后背和一条手臂。

    3天后，谷口从一片混沌中恢复了神智，觉得“好像有片破布挂在背上”——那是他的皮肤。此后3年间，他只能痛苦地俯卧在病床上，无数次乞求护士允许他自杀。

    如今，这个骨瘦如柴的老人依然无法伸直手臂，妻子每天早上帮他涂抹保湿霜，以减少外界刺激。由于肋骨变形，向下凹陷压迫肺部和心脏，他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忧。

    当时只有20岁的大学生坪井岛田愿只听到一声巨响，就被气浪掀起，跌落在10米开外。恢复意识后，他发现全身上下都被烧伤，袖子和裤腿早已不知所踪。

    “似乎有东西从指尖滴落。”他向英国《卫报》回忆道，“我感到无可名状的痛苦，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以为这只是大规模的常规轰炸，不知道自己暴露在辐射中。空气中弥漫着烟雾，能见度不到100米。亲眼目睹的一切让我相信，我已走进人间地狱。”

    一名女学生的眼球掉出了眼眶；看起来像幽灵一样的人们全身流血，摇摇晃晃地跑了几步便倒毙在路旁；很多人失去了四肢，到处是焦黑的尸体和皮肉烧糊的气味，连河里都漂着尸体……最让坪井恐惧的是一个紧紧捂住腹部的男人——他试图阻止内脏流出来。

    被送到医院后，坪井昏迷了一个多月。从那时起，他前后住了11次院，3次被下了死亡通知书。因为放射性物质侵入身体，他和许多幸存者一样，成了癌症病房的常客。

    82岁的池田早苗在核爆炸中失去了双手。妹妹的遗容令她永生难忘。

    “那是一个彻底烧焦的人形，面目模糊。握着她的手，看到腰带上残存的丝带和花朵，我立刻知道，这就是我妹妹。”她告诉英国《独立报》。

    “一个女人把手盖在眼睛上遮挡强光，却发现脸上的皮肤和手掌粘在了一起。数百人不断地呻吟，严重烧伤的病号即便赤身裸体，也无法分辨出男女。”1945年时只有13岁的广岛幸存者桑原千代织告诉“今日俄罗斯”网站：“到处是死者，寻找孩子的母亲只能听到孩子的哭叫声，却认不出他们被烧坏的面孔。”

    一幕幕噩梦般的景象永远地改变了幸存者们的人生。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已获得重建的70年后，广岛和长崎的伤疤依然隐隐作痛。

    幸存者沦为“社会弃儿”

    1945年8月6日，29岁的三菱重工油轮设计师山口疆结束了在广岛出差3个月的行程。上午8点，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他看见一架轰炸机飞过，紧接着，炫目的强光、巨大的轰鸣和热浪从天而降。山口被击倒在地，耳鼓断裂，暂时失明，上半身烧伤。

    3天后，回到长崎的山口试图向同事解释自己的经历，但老板怀疑他的说法。“你是个工程师，可以算算，”老板质疑道，“一枚炸弹怎么可能摧毁整座城市？”话音刚落，空袭警报响起，一道刺目的亮光陡然滑过窗口。山口立即卧倒在地。“我心里念叨，是不是蘑菇云从广岛跟着我到了长崎？”他向美国“Today I Found Out”网站回忆道。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治疗身心的创伤，但经历了两次核爆的山口依然是幸运儿。此后，面对媒体记者的话筒，他始终寡言少语，否则就是“对不够幸运的人太不尊重”。“我本该死在那些日子里，后来的一切都是上天额外的恩赐。”2010年去世前，他告诉《纽约时报》。

    被母亲从火海中救出后，15岁的女中学生山冈美智子卧床了一年。她的头发全部脱落，厚厚的疤痕覆盖了面颊和脖颈，口水不住地从变形的嘴角流下。

    对美智子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遭到周围人的孤立。她被亲戚拒之门外，因为对方担心患上辐射病；陌生人向她扔石头，孩子们哭闹着从她这个“怪物”身边逃离；就连唯一留下陪伴她的母亲，也曾忍无可忍地试图把有着可怕面容的女儿杀掉。

    正如《纽约时报》所言，很长一段时间，从核爆炸中幸存的人们不仅需要接受经年累月的治疗，也不得不极力隐瞒自己的过往，他们不愿轻易将身体的残疾暴露在公共场合。年轻的幸存者经常在学校被欺负，没人愿意给他们提供工作，他们也很难找到妻子或丈夫。

    时至今日，和其他幸存者一样，美智子依然遭受着慢性辐射病和心理阴影的折磨——他们尤其担心自己把疾病遗传给子孙。原子弹爆炸几周后，很多未受外伤的幸存者开始发高烧、牙龈肿胀出血、频繁呕吐，身上出现紫色斑点，癌症发病率随之飙升。据美联社报道，截至1945年年底，很多出生在广岛和长崎的婴儿出现了脑萎缩、智力障碍等异常。

    艺术家田口美弥子是来自长崎的幸存者后代。彼时，她在造船厂工作的父亲因工伤回家休养，捡回了一条命。外祖父为了省一份口粮，逼迫她12岁的母亲早早嫁了人。

    “我觉得在日本无法呼吸或生存，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爆炸。每个人都试图阻止我，说我错了。”美弥子告诉雅虎新闻网，“直到来到美国，我才懂得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无法原谅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简·布拉斯不愿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发现虫子在桌上爬，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心，放到窗外。“我对不起所有生命。”坐在伦敦公寓客厅的沙发上，他告诉《卫报》。

    对92岁的布拉斯而言，这种泛滥的同情心来自他年轻时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布拉斯出生在印尼，战争爆发时，他与兄长一同在荷兰殖民地军队服役。沦为日军的阶下囚后，他被臭名昭著的“地狱船”送到缅甸修铁路。在那里，几乎每铺下一块枕木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哥哥帮助下，兄弟俩在霍乱和饥饿的威胁中活了下来，“没有像苍蝇一样死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获自由的布拉斯徒步穿过长崎，在残垣断壁间目睹了难以想象的恐怖、暴力和死亡。然而，这位善良的老人始终不为日本人感到惋惜和遗憾。曾有一个从没殴打过他的日本警卫向他敬礼，他扭过头，拒绝回应。

    在他看来，即便日本民众在战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国家的行为也不可原谅。他的父亲被日军拷打致死，最好的朋友和哥哥相继遭到处决，就连他本人，也曾在获得解放几天前被要求为自己挖掘坟墓，因为日军一度打算在盟军到来前杀死所有战俘。

    “我无法原谅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畜生。”布拉斯告诉《卫报》。

    遗忘历史的危机临近

    正如美国《沙龙》杂志指出，将时钟拨回70年前，身为胜利者，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在乎广岛和长崎的平民是否犯下了战争罪行，因为美国战时流行文化普遍将日本人描述为“不人道的劣等民族”，许多杂志称日本人是“猴子和害虫”。美国五星上将小威廉·哈尔西在1944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有死了的日本人才是好日本人。”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野蛮人的国家——残暴、无情，狂热地忠于天皇”。广岛和长崎化为废墟后不久，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使用原子弹的对象，是那些没有任何警告就袭击珍珠港的人，是那些虐待、殴打和杀害战俘的人，是那些违背国际法发动战争的人。我们用它是为了缩短战争的痛苦，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就向广岛、长崎实施核打击的道德伦理责任提出质疑，但这种声音在美国主导的主流叙事中难觅踪迹。据《纽约时报》报道，1946年，作家约翰·赫西的作品《广岛》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其在日本却一度被列为禁书，相关影像资料和医疗数据也遭到美国占领当局封锁。主管核武器开发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甚至在美国参议院声称，死于大剂量辐射是“非常愉快的死法”、“没有不必要的痛苦”。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中，如今仍有约18.3万人在世，他们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0岁。除了不断与日本政府交涉以落实善后事宜，最让这些亲历者揪心的是，关于原子弹爆炸的记忆在年轻人中迅速消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在被遗忘。

    “即使在广岛，记忆也正在褪色。”广岛大学历史学教授川西荣通告诉《华盛顿邮报》。日本放送协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在日本，眼下只有30%的成年人可以正确地说出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日期，清楚地知晓长崎遭遇的人更加稀少。

    相关报道见A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