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痛苦没有终点

    75岁的安妮·巴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也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她希望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离开人世。荷兰“生命终结”诊所接受了她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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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美满却肉体痛苦的23年

    安妮·巴斯不幸瘫痪的23年来，饱受骨质疏松症之苦。她的骨骼变得格外脆弱，股骨、椎骨和左下肋骨都骨折过，错位的骨头推挤着器官，令她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这痛苦没有终点。

    她和丈夫婚姻美满，丈夫做饭时，她在一旁削着土豆，为有趣的笑话而乐个不停。但年复一年，在痛苦中开始、在痛苦中结束的每一天令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

    这位75岁的荷兰老妇申请安乐死已经一年了，但她的请求没有获得通过。在荷兰，一个人必须证明自己正承受巨大的痛苦或无法治愈的疾病，才能接受安乐死。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家庭医生有权裁决患者是否可以被安乐死，但巴斯的医生拒绝了她的要求。丈夫坚持要照顾她，女儿也万分不舍。

    巴斯转而向专门协助自杀的“生命终结”诊所求助，这家位于海牙的诊所没有床位，病人不会死在这里，多数情况下，诊所派遣医生协助病人在家中结束生命。接到巴斯的请求后，诊所派出了康斯坦斯·德弗里斯医生去判断她是否符合安乐死的条件。

    “生命终结”诊所拥有37个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65岁的全科医生德弗里斯只是“为了信仰”而兼职帮人安乐死，她同时经营着自己的诊所，接待了无数求医问药的人。他们中有人苦于胃溃疡，有人患上老年痴呆症或癌症，大部分人希望好好活着。

    去年8月27日，德弗里斯和巴斯正式见了面。按照“生命终结”诊所的标准程序，协助者和病人需要见6次面，初次和最后一次之间相隔4个月，每次电话和面访时的录音都记录在案。

    经过数次交谈，德弗里斯理解了巴斯的痛苦：一个人可以像她这样活一段时间，但很难经年累月地苦熬。最终，“生命终结”诊所判断巴斯“头脑清醒，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医生们商议后一致认为她符合安乐死的标准。

    健康者寻死无门

    2002年，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后，1815人在该国寻求安乐死；到2013年，数字升至4829，达到全国死亡人数的3%。

    人们持续质问一个敏感问题：社会将协助自杀合法化，但它的界限在哪里？2014年，1854名荷兰公民自行结束了生命。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不应轻易放弃每一条生命，但支持者相信，与其让这些人用吓人的方式自杀，不如给他们有尊严的死亡。

    过去，安乐死的大多数申请者患癌已达晚期，但近年来，申请者中抑郁、精神分裂和焦虑等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是颇具挑战性的情况，因为监督机构很难界定他们是否真的承受不住“生命之重”。

    荷兰监督机构不久前斥责了一名医生，因为他帮助一名患有耳鸣的47岁母亲自杀。机构认为此人并非无可挽回，医生判断有误。这是“生命终结”诊所一年内收到的第三次警告。

    “生命终结”开业约4年，去年为超过200人实施了安乐死，而申请者是这个数字的4倍之多。来求助的人通常是有争议的特殊案例，有对污垢和细菌恐惧到病态的极端洁癖者，也有担心退休后不堪忍受寂寞的孤独老人。

    面对每一个寻死的病人，对德弗里斯来说都是艰难的抉择：该不该帮这个人死去？

    82岁的K女士曾向她寻求帮助。K女士举目无亲，电视、互联网是她与外界仅有的接触渠道。年轻时她一直想要孩子，但丈夫在飞机事故中意外身亡，从那之后，她觉得自己虽然活着，但生命好像已经结束了。

    生活在死循环里的K女士令德弗里斯十分同情——在绝望中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但法律并不支持这样的人结束生命。德弗里斯想帮她，但“生命终结”诊所拒绝了她安乐死的请求，因为她尚且身体健康。德弗里斯问她打算怎么办，她回答：“淹死我自己。”

    不过，也有些人得到一点希望后，就能重拾生活的勇气。德弗里斯接触的一名糖尿症患者计划前往加勒比海阿鲁巴岛向妹妹告别，然后寻死，但在海岛的生活不但让她晒得黝黑，精神也好了许多，再也不想自杀了。

    决定踏出最后一步前，巴斯也犹豫不已。“我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好想享受生活。”她感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停下来。”德弗里斯劝道。

    “如果不是这么痛苦，我真想好好活着。”最后，巴斯还是决定坚持初衷。

    安乐死是救赎，还是错误？

    年轻时，巴斯是个快乐的姑娘，经常在酒吧跳舞，骑自行车到处跑。24岁时她成为母亲，44岁成为祖母。日子平静地过下去，直到23年前，一次栓塞让她胸部以下瘫痪。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巴斯的生活仍然舒心：她住在大房子里，房门为方便她的轮椅进出而拓宽；丈夫每天早晨从床上抱起她，去洗个澡；晚上，床头备有她的止痛药和一杯热牛奶；如果睡觉时痛得厉害，丈夫会帮她翻翻身。

    但这样的日子她已无法忍受了。她的床看上去和医院的病床无异，还放着尿不湿。凡事只能靠人照顾，“连口渴了都必须向人要水喝”。凌晨3点，丈夫需要将一颗栓剂放进她体内，这样早晨她才能在尿不湿上排泄。巴斯不想当个包袱，让丈夫睡不安生。如果自己再也没有能力享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咬牙活下去？

    去年10月底，巴斯告诉家人，自己已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人世。“请不要死在家里。”丈夫多次劝阻无果后气愤地说，他不希望生活在妻子离世的地方。女儿则请求她：“为您的孙子想想吧。”

    然而，巴斯对死亡再也没有犹豫。无论家人如何劝阻，她还是决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两点接受安乐死。

    丈夫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心事重重地擦拭妻子的轮椅，口中喃喃自语着52年前两人结婚时在牧师面前的承诺，“我愿终身与她相守……无论健康还是患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只要她愿意，我就会一直照顾她，哪怕到100岁。”他告诉德国《明镜》杂志，自己无法决定是否该陪在妻子身边，看着她走向安乐死。

    女儿们能理解母亲求死的念头吗？第一个女儿回答：“我看着母亲，觉得她胸部以上都是正常的。”第二个表示：“她真的很痛苦。”第三个插嘴道：“当然，这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3个女儿面临着一整代人的道德冲突：对于巴斯这样的人，安乐死是救赎，还是可怕的错误？

    对此，德弗里斯有自己的答案。“巴斯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些人的明天，他们将被迫住在养老院里，因痴呆而依赖别人的护理。一些人认为，改善护理方式就能让患者生活得有希望，但他们在乎的是自由。”

    她指出，自己接触的那些寻求安乐死的患者都不想进“监狱一样”的养老院，他们将死亡视为解脱。为病人执行安乐死后，有时他们的亲属还会送花给她。

    “是的，我确定”

    巴斯是天主教教徒，接受安乐死的两天前，一位退休牧师帮她举行了告别仪式。另外两名牧师拒绝了她，认为她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全家人一起观看了过去的家庭录像。

    周二很快到了，德弗里斯在那天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她已帮助10人离开了世界，但不管做了多少次，她表示这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日常工作。

    “看着一分钟前还在呼吸的人死去，这感觉太糟糕了。第一次经历时我全身都在颤抖。”她说，之后的每次仍然会紧张，但逐渐学会了隐藏情绪。

    德弗里斯坐在厨房里，拿着两支注射器。她给一支灌好强力麻醉剂，另一支填满毒药，然后轻轻擦掉针头外的溢液，谨慎地包起来，走向自己的车。家中，她的两个孙子在看电视上播放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下午1点45分，德弗里斯将车停在了巴斯家门口，这里距德国边境仅15公里。每个人都来了，巴斯的丈夫、女儿、孙子和15个亲戚朋友，他们围着她。一个女儿抓起母亲的手，眼睛哭得通红，而巴斯微笑着。

    德弗里斯准备为巴斯注射药物了。

    “你确定吗？”她问。

    “是的，我确定。”巴斯笑着答道。丈夫走近她，二女儿紧紧抓住她的手，最小的女儿坐在她旁边问：“妈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巴斯开始哭泣，留下最后的遗言：“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她还叮嘱家人们要守在一起，因为与家人共度的日子总是快乐的。

    挂钟敲响了下午两点，巴斯的家中哭声一片，但她已感觉不到了。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