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的繁荣与衰落
作者 Jennie Rothenberg Gritz 译者 张宝钰
《
青年参考
》（
2015年08月12日
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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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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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分钟，一瓶金馥力娇就能被喝个底朝天。这些孩子顶多14岁，但就是要任性地消费任何她们看上眼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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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高端女性时尚杂志《Glamour》德语版中，超模梅格达莱纳·亚塞克与黎可·霍顿演绎着上世纪70年代的复古嬉皮士，整组大片取景于自然，慵懒中透着颓废气息。
在距离西班牙大陆80公里的伊比沙岛上，60年代头戴鲜花、避世而来的嬉皮士们仍然在此享受生活。他们带来的古怪文化潮流，将这座小岛洗礼成消费主义泛滥的潮人之地、派对天堂。这里随意而充满民族风情，远离工业化的生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最终没有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自称嬉皮士的年轻人被毒品填满大脑，任由幻觉、非理性和魔鬼理论摆布，他们没有推进自己口口声声传颂的博爱与平等，反而过着满是性、毒品以及每日昏昏欲睡的懒散生活。有人说，嬉皮士运动早已死去。尽管如此，嬉皮士仍然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化发挥着持久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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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他们都来自优越家庭”
1967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嬉皮士之风行》一文，介绍了逐渐流行于旧金山的新青年文化。“关于嬉皮士最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几乎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
最让普通市民抓狂的是，这些孩子既不是因肤色而愤世嫉俗的黑人，也不是因生疏而举止怪异的移民，而是地地道道的白人子女，家庭条件优越，本可利用不错的教育背景找到好工作，在郊区买栋别墅，过优雅舒适的生活。但这些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轨迹。
我母亲的堂兄乔·萨姆伯格就是这么个中产阶级子弟，他们住着高级住宅，父亲是极成功的商人。但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乔和他的4个兄弟变得越来越激进，其中两个后来还跑到古巴，投身卡斯特罗的革命事业。
1969年，22岁的乔搬到加州，当时前卫的嬉皮士文化已弥漫整个湾区，大学城附近挤满了疯狂激进的孩子。他们大多长发飘飘，在路边聊天、示威、接吻、跳舞以及斗殴，甚至吸食毒品。
乔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更像旁观者，用镜头记录下一切。多年后，他向我展示了当年拍下的照片，让我感慨的是，照片中呈现的历史与当年《大西洋月刊》记载的景象十分相似：一群群被乌托邦理想感召的孩子来到加州，过上了满是性、毒品以及每日昏昏欲睡的懒散生活。
伯克利：满街都是长发披肩的年轻人
乔想要像披头士唱的那样，去西部“看看那广阔的加利福尼亚草原”。不过，当年很多人是为了告别旧生活才跑去了那里。
1965年，乔的女友在车祸中丧生，半年后母亲又因癌症去世。“我那时已经开始沉沦了。”他说，“没法集中精力，大学里再没什么事能让我提起兴趣。”
乔辍了学搬到曼哈顿，在一家色彩实验室打工，空闲时不是混迹于哈莱姆区观看蓝调歌手演唱，就是在安迪·沃霍尔的圈子里厮混，然后回到破公寓里吸食冰毒。
1969年，乔被解雇后不久，弟弟弗兰克说服他一起去伯克利。他们开了三四天车，沿途天气阴冷、状况百出。在俄亥俄州他们险遭车祸，在怀俄明州又把自己锁在了车外。
最后，仿佛小学课本上一样繁盛葱郁的山脉在眼前绵延，湛蓝的天空、蓬松的白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纯粹。“难不成我们偏离了大路，开到天堂了么？”乔说。
当他们驶入伯克利，嬉皮士已占据每个角落，挤满每条大街。乔从未见过这等场面。“那个年头，你不能留长发，否则会被人痛揍，但我看到满街都是长发披肩的年轻人。有时忽然停下一辆车，跳下一拨人就要打我，还有人朝我吐口水。”
在加州，年轻人的嬉皮打扮可谓登峰造极。“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发展自己的风格。”乔说，“这简直太刺激了。对摄影师而言，这正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果断抄起了相机。”
嬉皮士之“死”：愤怒却不知为何而怒
乔开始厮混街头。“我没衣服可换，几乎不吃东西，有点钱的时候先去吸毒、看电影，之后才轮到吃饭。”
在街头吸毒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毫无愧疚地注射海洛因；另一类使用致幻类软毒品，并且相信鸦片是某些大人物为阻止穷人爬出贫民窟而采取的邪恶手段。起初，有些店竖起牌子宣告“禁止毒贩入内”，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牌子渐渐倒下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毒。
乔拍摄的照片，可以让人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瘾君子是多么年轻。一群不过初中年纪的女孩子穿着印有米奇图案的T恤露宿街头。乔说：“有人在背后告诉这些孩子，‘听着，你们根本不用读书，在街头就能学到生活所需的一切’。”
1964年，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入伯克利发起民权运动之后，很多事情变了。校园曾是反主流文化观念的发源地，年轻的组织者动员人们反对种族隔离和越战，参加政治理论和东方哲学的培训。人们愤怒依旧，但越来越不知道到底为何而怒。
当乔在大街上闲晃，他的弟弟保罗将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批判主义长文集结成册，定名为《开火》，从整体上讽刺了高等教育的理念：
“大学不过是生活在城里的男男女女的幻想。他们想着，我们努力工作，一生枯燥无味，但孩子将来能拥有我们买不起的一切。在那里，好孩子边嘲笑他人，边手挽手攀上成功的高梯。他们年轻的脑袋浸淫在教授们炮制的温文尔雅的课堂里，但那些教授正埋首实验室，研究怎么改良催泪瓦斯来对付学生们，大学校长则高高在上掌控一切。”
乔说，其实大街上的人们对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关心的除了毒品还是毒品，反对一切建设性意见，净是些虚无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大谈新时代精神和政治激进主义。但如今这些人大多境遇悲惨。”
乔最终回归传统，组建家庭，照顾妻儿，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但他再也没搬出伯克利。现在，伯克利大街上仍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但他们已不是什么嬉皮士。“嬉皮士运动已死，那时的许多人也死了。”他说。
“他们的确掀起了一场革命”
“依赖毒品的人不会有什么长进。他们想通过吸毒来获得更深层的思考，以及更好地理解整个世界，殊不知一旦涉毒，所有宏图大志都会化为泡影，脑袋里只剩毒品了。”这就是乔反复思考的结果。
上世纪60年代《大西洋月刊》上那篇文章的作者马克·哈里斯也持相同观点。他对当年那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抱有高度同情，但不认为嬉皮士为社会带来了什么正面意义。“毒品妨碍了他们的情感发展，只能沉浸在幻觉、非理性、魔鬼理论、缺乏生活经验以及对世界的失败认知之中。他们只想占用公共空间，破坏公共环境，并且搅得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不得安宁。”
尽管如此，嬉皮士还是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非他们有意为之。
乔说：“我注意到，那些曾因我蓄发而恨不得揍我的人，也开始留长发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知名摇滚歌手林纳德·斯金纳德在奥克兰体育馆巨大的联邦旗帜前唱起《阿拉巴马，甜蜜的家》时，他们看上去和当年大街上闲晃的嬉皮士如出一辙。所以我猜，是的，嬉皮士们的确掀起了一场革命。”
美国《大西洋月刊》
7月的高端女性时尚杂志《Glamour》德语版中，超模梅格达莱纳·亚塞克与黎可·霍顿演绎着上世纪70年代的复古嬉皮士，整组大片取景于自然，慵懒中透着颓废气息。
在距离西班牙大陆80公里的伊比沙岛上，60年代头戴鲜花、避世而来的嬉皮士们仍然在此享受生活。他们带来的古怪文化潮流，将这座小岛洗礼成消费主义泛滥的潮人之地、派对天堂。这里随意而充满民族风情，远离工业化的生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最终没有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自称嬉皮士的年轻人被毒品填满大脑，任由幻觉、非理性和魔鬼理论摆布，他们没有推进自己口口声声传颂的博爱与平等，反而过着满是性、毒品以及每日昏昏欲睡的懒散生活。有人说，嬉皮士运动早已死去。尽管如此，嬉皮士仍然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化发挥着持久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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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他们都来自优越家庭”
1967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嬉皮士之风行》一文，介绍了逐渐流行于旧金山的新青年文化。“关于嬉皮士最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几乎都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
最让普通市民抓狂的是，这些孩子既不是因肤色而愤世嫉俗的黑人，也不是因生疏而举止怪异的移民，而是地地道道的白人子女，家庭条件优越，本可利用不错的教育背景找到好工作，在郊区买栋别墅，过优雅舒适的生活。但这些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轨迹。
我母亲的堂兄乔·萨姆伯格就是这么个中产阶级子弟，他们住着高级住宅，父亲是极成功的商人。但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乔和他的4个兄弟变得越来越激进，其中两个后来还跑到古巴，投身卡斯特罗的革命事业。
1969年，22岁的乔搬到加州，当时前卫的嬉皮士文化已弥漫整个湾区，大学城附近挤满了疯狂激进的孩子。他们大多长发飘飘，在路边聊天、示威、接吻、跳舞以及斗殴，甚至吸食毒品。
乔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更像旁观者，用镜头记录下一切。多年后，他向我展示了当年拍下的照片，让我感慨的是，照片中呈现的历史与当年《大西洋月刊》记载的景象十分相似：一群群被乌托邦理想感召的孩子来到加州，过上了满是性、毒品以及每日昏昏欲睡的懒散生活。
伯克利：满街都是长发披肩的年轻人
乔想要像披头士唱的那样，去西部“看看那广阔的加利福尼亚草原”。不过，当年很多人是为了告别旧生活才跑去了那里。
1965年，乔的女友在车祸中丧生，半年后母亲又因癌症去世。“我那时已经开始沉沦了。”他说，“没法集中精力，大学里再没什么事能让我提起兴趣。”
乔辍了学搬到曼哈顿，在一家色彩实验室打工，空闲时不是混迹于哈莱姆区观看蓝调歌手演唱，就是在安迪·沃霍尔的圈子里厮混，然后回到破公寓里吸食冰毒。
1969年，乔被解雇后不久，弟弟弗兰克说服他一起去伯克利。他们开了三四天车，沿途天气阴冷、状况百出。在俄亥俄州他们险遭车祸，在怀俄明州又把自己锁在了车外。
最后，仿佛小学课本上一样繁盛葱郁的山脉在眼前绵延，湛蓝的天空、蓬松的白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纯粹。“难不成我们偏离了大路，开到天堂了么？”乔说。
当他们驶入伯克利，嬉皮士已占据每个角落，挤满每条大街。乔从未见过这等场面。“那个年头，你不能留长发，否则会被人痛揍，但我看到满街都是长发披肩的年轻人。有时忽然停下一辆车，跳下一拨人就要打我，还有人朝我吐口水。”
在加州，年轻人的嬉皮打扮可谓登峰造极。“每个人都绞尽脑汁发展自己的风格。”乔说，“这简直太刺激了。对摄影师而言，这正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果断抄起了相机。”
嬉皮士之“死”：愤怒却不知为何而怒
乔开始厮混街头。“我没衣服可换，几乎不吃东西，有点钱的时候先去吸毒、看电影，之后才轮到吃饭。”
在街头吸毒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毫无愧疚地注射海洛因；另一类使用致幻类软毒品，并且相信鸦片是某些大人物为阻止穷人爬出贫民窟而采取的邪恶手段。起初，有些店竖起牌子宣告“禁止毒贩入内”，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牌子渐渐倒下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毒。
乔拍摄的照片，可以让人清楚地感受到这些瘾君子是多么年轻。一群不过初中年纪的女孩子穿着印有米奇图案的T恤露宿街头。乔说：“有人在背后告诉这些孩子，‘听着，你们根本不用读书，在街头就能学到生活所需的一切’。”
1964年，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入伯克利发起民权运动之后，很多事情变了。校园曾是反主流文化观念的发源地，年轻的组织者动员人们反对种族隔离和越战，参加政治理论和东方哲学的培训。人们愤怒依旧，但越来越不知道到底为何而怒。
当乔在大街上闲晃，他的弟弟保罗将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批判主义长文集结成册，定名为《开火》，从整体上讽刺了高等教育的理念：
“大学不过是生活在城里的男男女女的幻想。他们想着，我们努力工作，一生枯燥无味，但孩子将来能拥有我们买不起的一切。在那里，好孩子边嘲笑他人，边手挽手攀上成功的高梯。他们年轻的脑袋浸淫在教授们炮制的温文尔雅的课堂里，但那些教授正埋首实验室，研究怎么改良催泪瓦斯来对付学生们，大学校长则高高在上掌控一切。”
乔说，其实大街上的人们对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关心的除了毒品还是毒品，反对一切建设性意见，净是些虚无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大谈新时代精神和政治激进主义。但如今这些人大多境遇悲惨。”
乔最终回归传统，组建家庭，照顾妻儿，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但他再也没搬出伯克利。现在，伯克利大街上仍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但他们已不是什么嬉皮士。“嬉皮士运动已死，那时的许多人也死了。”他说。
“他们的确掀起了一场革命”
“依赖毒品的人不会有什么长进。他们想通过吸毒来获得更深层的思考，以及更好地理解整个世界，殊不知一旦涉毒，所有宏图大志都会化为泡影，脑袋里只剩毒品了。”这就是乔反复思考的结果。
上世纪60年代《大西洋月刊》上那篇文章的作者马克·哈里斯也持相同观点。他对当年那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抱有高度同情，但不认为嬉皮士为社会带来了什么正面意义。“毒品妨碍了他们的情感发展，只能沉浸在幻觉、非理性、魔鬼理论、缺乏生活经验以及对世界的失败认知之中。他们只想占用公共空间，破坏公共环境，并且搅得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不得安宁。”
尽管如此，嬉皮士还是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非他们有意为之。
乔说：“我注意到，那些曾因我蓄发而恨不得揍我的人，也开始留长发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知名摇滚歌手林纳德·斯金纳德在奥克兰体育馆巨大的联邦旗帜前唱起《阿拉巴马，甜蜜的家》时，他们看上去和当年大街上闲晃的嬉皮士如出一辙。所以我猜，是的，嬉皮士们的确掀起了一场革命。”
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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