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共识”：守成抑或突破？

    在变化了的国际格局与实力对比之下，中美需要寻找新的共识。这也意味着对两国关系既有框架的局部突破，要求双方摆正心态，围绕新的世界秩序重新划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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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应当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这是华盛顿决策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战略界、舆论界一直在争论的议题。今年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邀请约翰·米尔斯海默与约瑟夫·奈这两位国际关系学界不同派别执牛耳者展开对话，传递出这场大辩论中的代表性声音。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米尔斯海默坚信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约瑟夫·奈则主张，中美双方有智慧协调彼此的利益，进而化解冲突。

    美国国内有声音认为，约瑟夫·奈的对华政策太宽容了，使得美国错过了“孤立中国的窗口”，导致今日在国际格局中自陷弱势地位；甚至有学者呼吁美国政府从根本上反思35年来的对华战略传统，即“接触”战略的前提假设是否正确。这些学者由此进一步推论说，“接触”战略即将终结，中美关系已达“临界点”或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微妙的是，一些中国学者持有类似观点，认为1978年以来两国间的“大共识”正趋于瓦解：美国通过接触来“塑造”中国的尝试失败了，中方也担忧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能否继续和平发展。因此，两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共识，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和“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提出的“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与“战略再保证”等，都是对新共识的试探与摸索。

    然而，这个新共识究竟会是什么？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共同生存与发展”，继续深度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吗？这个结论似是而非。中国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中国着手修正与自身相关的国际体系则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

    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体系建立之初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也不再是新融入体系时的中国，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国际环境都已沧海桑田。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表现得愈发明显，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正采取“霸权之乱”来取代“霸权之治”，中东乱局就是给“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变质所做的最有力注脚。事已至此，再泛泛地讨论“同一个体系下的中美共处”，仿佛有些不合时宜。围绕“一带一路”、亚投行和TPP的博弈，说明规则制定已成为中美竞争的前沿，中美“新共识”能否对现有体系有所突破？

    中美“新共识”，将面向新的世界秩序，美国需要对此进行根本性的战略判断：如何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不同、利益格局却愈发庞大的中国？是抱着冷战思维对抗到底，还是把中国塑造为合作伙伴？是坚守“老子天下第一”的信条，还是接受现实，学会如何在一个多极化世界里安身？这正是美国战略界、学界和舆论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美国也许对“不当大哥的日子”记忆犹新，毕竟直到二战前，美国都还谈不上是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奠定其“一超独霸”地位的冷战，也刚过去了不到25年。从这种意义上讲，米尔斯海默教授与他的追随者，不妨回顾一下国际政治学“祖师爷”乔治·凯南的传统——这位“反共旗手”、“遏制战略”的缔造者，却坚决反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越过三八线，反对北约全面军事化，还曾说：“苏联领导人不是魔鬼，只是想要获得权势的大国领袖。”

    大力宣扬两个核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果真是“现实主义国际观”的惟一出路吗？相比而言，实际操作过对华政策实施的约瑟夫·奈，又如何会做出脱离现实的判断呢？

    第一、第二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政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