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宿命论”主宰中美关系

    无论“对抗”是否大国政治的宿命，中美都不应忽视任何打造建设性关系的可能。

    在探讨中美实力均衡的新作《中国挑战》中，托马斯·J·克里斯坦森（柯庆生）开门见山地指出：1978年之后，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成就；这个太平洋彼岸的大国，在强化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过程中，同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与此相映成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军费预算增长率，往往较其经济增长率更高。

    这种引人注目的崛起（中国人称之为复兴），令西方人生发出各种脱离实际的联想，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美国，由于中国被视为对后者领导地位的威胁，大众舆论对它的描写，不是可怕的怪物，就是纸糊的巨龙。当然，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位置上从政多年，柯庆生并未陷入这两个最常见的误区，而是提供了相对理智的分析：仔细解构中美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博弈之后，他不做任何夸大地揭示了前者带来的改变。

    首先是消极因素：中国的常规军力和核能力在短期内无法和美国比肩，但它对美国的各种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的确构成了愈发明显的冲击。柯庆生指出，现在，日益自信的中国“在军事方面强过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美国的区域性盟友”，其中三个重要国家和地区——日本、菲律宾、中国台湾，与北京有着棘手的领土和主权争端。

    长远看来，本书主张，西方应该更认真地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并尽早调整与之相关的制度框架。“任何政府都没有经验……去说服一个国内存在巨大挑战，并肩负历史重任的巨型发展中国家积极地与国际社会合作。”柯庆生在书中列出了他最关注的若干热点，如防范核扩散、全球经济、维护和平、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各自面临的困境。

    不过，《中国挑战》的作者仍然试图将球击向“谨慎乐观”的方向。柯庆生相信，中美的正面冲突绝非不可避免。毕竟，在过去1/4个世纪当中，跨国经济联系，特别是制造业的全球化，已经达到了百年前的政治学家无法想象的高度。2012年，中国与美国以及华盛顿在亚洲的安全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额，约为其贸易总额（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成）的40%；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的投资，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有1/3之多。

    柯庆生认为，中国实质上“没有任何真正靠得住的战略盟友”，但显然，任何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任由武装冲突毁灭这些经济联系，并且让中国陷入外交孤立的境地。

    最后，在当下中国，有不少人主张当今的世界秩序更像是西方强加的结果，并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论调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和恼怒，但这些人难以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

    发人深思的是，书中坦承，“约翰·米尔斯海默被很多中国人视为最诚实的美国战略家，因为他声称，美国拖延和阻止中国崛起，是出于深层次的国家利益”。在最新版《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最后一章中，米尔斯海默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将试图称霸亚洲，就如美国称霸西半球那样。不管怎么说，美国都将不遗余力地防止中国获取地区霸权。”

    因此，即便是像柯庆生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也无法明确回答：中美曾携手发出的豪言——诸如“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否真的表明二者有能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掩饰了围绕中美关系的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毕竟，以人类的历史经验，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复兴，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伴随着巨大的混乱。

    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中美都成为“历史之囚”，认定对抗不可避免。反过来说，让两国成为建设性伙伴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艰苦任务，但愿它们能始终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