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毕业生的真实心灵独白
拜托，别再问我“毕业后规划”！
Caroline Burke 编译 高文慧
《
青年参考
》（
2015年07月08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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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提前了解开始和截止的时间，当我去买学士服时，学校已经停止售卖了。这意味着，我将与那套长袍和帽子彻底无缘。事实上，学校早就以邮件形式将这些信息告知每位毕业生，名为《紧急信息：应届毕业生必读》。
一位表情严肃的妇人将我挡在大学书店的柜台外面：“同学，购买学士服有特定时间，我无权擅自更改。下次多留意学校邮件吧。”没买到学士服，我担心等着参加毕业典礼的妈妈会杀了我。
但这仅仅是开始，可怕的事还在后头，电影里的情节都是骗人的，毕业绝不只是抛博士帽的激情一刻。如同悲情男主角手捂流血的腹部，想着“我是何时中枪的”一样，我们这些毕业生想的是，我是何时变老的？为何现在必须离开？
除了离别的悲伤外，每天穿着瑜伽裤和露脐上衣的随性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毕业的临近，我们愈发感到压力山大。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别人的提问：你打算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个？和谁一起做？
周围的人喜欢问个不停，但我还没想好如何回答。有些问题揭开了我的痛处，因为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怀着愧疚之情上完大学
记得高三临近毕业时，一天，我在上学路上与姐姐通电话，我能听出父母想通过她之口对我进行励志教育。
“我知道这段日子很难熬，但不要有太大压力。我打篮球也从未加入过校队，但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然后姐姐开始讲办公室同事的故事，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专业。
但她没意识到我和她同事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是数学和统计学专业出身，而学历史专业的我却为了避免小数点计算困难，宁愿多支付20美元小费。后来，我以“没信号”为由挂断了电话。
高中时，我想读医学预科班。这是个好选择，不管是大学还是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都能一帆风顺。但后来，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弗吉尼亚大学录取。
我对教练说，我要去上实验课，参加有机化学考试，为医学院入学考试做准备。但我的大脑根本记不住元素周期表，在成绩单上得到3个C以及解剖了一只叫做莎莉的猫咪而患上轻度“创伤后应激障碍”后，我的学医计划宣告失败。
大一时，招生官建议我们“做喜欢的事情”。我喜欢写作，喜欢运动，还擅长演讲。但这些答案还不够，你的选项中要有这类词语：金融、医学、法律等。
大二那年秋天，我选了历史专业，第二专业是外交事务，同时辅修英语。科学太难，数学不会，但40页的论文却成了生活必需品。既然已踏入高深的学术界，我就要付出巨大努力。当时，我立志成为人文学科界的泰勒·斯威夫特，每两个月完成一篇新论文，标题要激烈而深刻，比如《冷与热：为何戈尔巴乔夫是凯蒂·佩里的原型？》。
可惜，我怀着愧疚的心情过完了大学生活。直到现在，除了完成学业、拿到文凭外，我还是没搞懂我所学专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不知道，请别问我”
“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校附近一家昂贵的餐馆里，室友的妈妈问我。我常被问到这类问题，或更难回答的问题“你今后要做什么”。
大学最后一个假期，我们一家人开车出去吃饭。我在心里默念，看他们什么时候会聊到“未来”这个话题。终于，在数到47的时候，妈妈转过身来：“所以，亲爱的，这个夏天有什么打算？”
“我告诉过你了，我想申请研究生院。”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膝盖，“你知道吗？当年安东宁·斯卡利亚（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了去哈佛读研休学了一年呢。”“聪明，”爸爸插话，“他真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始终保持微笑，并不时点头，但心中继续默念62，63，64……父母都是医生，有着清晰的人生轨迹，但他们对如今的工作形势没有多少合适的建议。当我数到三位数的时候，妈妈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没说话，但心中呐喊：“我想做妈妈的女儿，想永远活在当下，听父母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标准要求我，对我的未来充满期望。我希望对未来有所把握，希望所受的教育不是浪费。”
毕业一天天临近，我恨不得刷信用卡买个飞机，在天空上写下“我不知道，请别问我”这8个大字。
家长并不了解我的恐惧
当你大学毕业时，家人和朋友希望从你口中听到绝对化的标准答案。但我的回答是相对的。
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没有工作，我对未来不确定。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目前）我对未来暂不确定，我暂时没工作（但我不觉得有什么恐怖）。如果你不以这种表情盯着我的话，这些都不是事儿。
毕业前两周，爸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妈妈下周来看我，然后毫无来由又充满感性地说：“享受当下吧，逆境总会过去的。不要担心将来的事情，只要享受此刻的成功，其他的总会来的。”
他的声音安定可靠，他知道我的将来会越来越好，这是他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得到的经验。但他不理解我的恐惧——至少不完全理解。公平地说，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有时半夜醒来，我会陷入莫名的窒息，感觉所有机会都对我关闭了大门。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不知道该大哭，还是该感谢他对我充满信心。
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有保险和奖金的工作才算成功吗？去非洲的孤儿院做志愿者，算不算成功？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如果不读研究生，父母肯定会担心。他们会用关切的眼神，低沉的嗓音与我交谈，问无数个关于“未来”的问题。
我关注全世界与我同龄的女性，她们有些深陷战火，有些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有些与年长自己40岁的男士结婚；我关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关心战火中的14岁男孩，关心因涉嫌练习巫术被斩首的妇女。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些，他们还会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吗？
外界压力扭曲了幸福感
大三时，一位教授说过，参照一些理论性较弱的观点去改变某人的主观看法，毫无意义。你的痛苦是真实的，这与它的来源毫不相干。外界给予的紧迫感，扭曲了我们的幸福感。
或许痛苦是相对的，问题很抽象，答案很具体，但问题的内核却是一定的。他们绝对不会问这类问题：你想喝水吗？你健康吗？你为生活担心吗？
我很自私，这我知道。但你的提问不需要我多么无私，我的计划，我的未来，我的选择，都要求我更加关注自身。
当我老了，想起当初为什么不找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为什么不努力学习考研究生，我希望自己不会后悔。
但我更希望自己记住年轻时的感觉，包括那些或确定或迷茫的回答。我希望自己记得当初在这些错误的问题上纠结了多少时间。当我的女儿大学毕业、面对空白的简历失去食欲时，我会问一句：“你身体还好吗？”
当我90岁，走路颤颤巍巍时，我也会蹒跚到那个等待咖啡的20岁女孩面前，隔着氧气罩笑着对她说：“你想喝水吗？”
但首先，我需要一身学士服。
▋来源 美国《大西洋月刊》
因为没提前了解开始和截止的时间，当我去买学士服时，学校已经停止售卖了。这意味着，我将与那套长袍和帽子彻底无缘。事实上，学校早就以邮件形式将这些信息告知每位毕业生，名为《紧急信息：应届毕业生必读》。
一位表情严肃的妇人将我挡在大学书店的柜台外面：“同学，购买学士服有特定时间，我无权擅自更改。下次多留意学校邮件吧。”没买到学士服，我担心等着参加毕业典礼的妈妈会杀了我。
但这仅仅是开始，可怕的事还在后头，电影里的情节都是骗人的，毕业绝不只是抛博士帽的激情一刻。如同悲情男主角手捂流血的腹部，想着“我是何时中枪的”一样，我们这些毕业生想的是，我是何时变老的？为何现在必须离开？
除了离别的悲伤外，每天穿着瑜伽裤和露脐上衣的随性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毕业的临近，我们愈发感到压力山大。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别人的提问：你打算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个？和谁一起做？
周围的人喜欢问个不停，但我还没想好如何回答。有些问题揭开了我的痛处，因为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怀着愧疚之情上完大学
记得高三临近毕业时，一天，我在上学路上与姐姐通电话，我能听出父母想通过她之口对我进行励志教育。
“我知道这段日子很难熬，但不要有太大压力。我打篮球也从未加入过校队，但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然后姐姐开始讲办公室同事的故事，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专业。
但她没意识到我和她同事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是数学和统计学专业出身，而学历史专业的我却为了避免小数点计算困难，宁愿多支付20美元小费。后来，我以“没信号”为由挂断了电话。
高中时，我想读医学预科班。这是个好选择，不管是大学还是未来的人生道路，似乎都能一帆风顺。但后来，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弗吉尼亚大学录取。
我对教练说，我要去上实验课，参加有机化学考试，为医学院入学考试做准备。但我的大脑根本记不住元素周期表，在成绩单上得到3个C以及解剖了一只叫做莎莉的猫咪而患上轻度“创伤后应激障碍”后，我的学医计划宣告失败。
大一时，招生官建议我们“做喜欢的事情”。我喜欢写作，喜欢运动，还擅长演讲。但这些答案还不够，你的选项中要有这类词语：金融、医学、法律等。
大二那年秋天，我选了历史专业，第二专业是外交事务，同时辅修英语。科学太难，数学不会，但40页的论文却成了生活必需品。既然已踏入高深的学术界，我就要付出巨大努力。当时，我立志成为人文学科界的泰勒·斯威夫特，每两个月完成一篇新论文，标题要激烈而深刻，比如《冷与热：为何戈尔巴乔夫是凯蒂·佩里的原型？》。
可惜，我怀着愧疚的心情过完了大学生活。直到现在，除了完成学业、拿到文凭外，我还是没搞懂我所学专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不知道，请别问我”
“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校附近一家昂贵的餐馆里，室友的妈妈问我。我常被问到这类问题，或更难回答的问题“你今后要做什么”。
大学最后一个假期，我们一家人开车出去吃饭。我在心里默念，看他们什么时候会聊到“未来”这个话题。终于，在数到47的时候，妈妈转过身来：“所以，亲爱的，这个夏天有什么打算？”
“我告诉过你了，我想申请研究生院。”她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膝盖，“你知道吗？当年安东宁·斯卡利亚（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了去哈佛读研休学了一年呢。”“聪明，”爸爸插话，“他真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始终保持微笑，并不时点头，但心中继续默念62，63，64……父母都是医生，有着清晰的人生轨迹，但他们对如今的工作形势没有多少合适的建议。当我数到三位数的时候，妈妈终于忍不住问我：“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没说话，但心中呐喊：“我想做妈妈的女儿，想永远活在当下，听父母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标准要求我，对我的未来充满期望。我希望对未来有所把握，希望所受的教育不是浪费。”
毕业一天天临近，我恨不得刷信用卡买个飞机，在天空上写下“我不知道，请别问我”这8个大字。
家长并不了解我的恐惧
当你大学毕业时，家人和朋友希望从你口中听到绝对化的标准答案。但我的回答是相对的。
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没有工作，我对未来不确定。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目前）我对未来暂不确定，我暂时没工作（但我不觉得有什么恐怖）。如果你不以这种表情盯着我的话，这些都不是事儿。
毕业前两周，爸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和妈妈下周来看我，然后毫无来由又充满感性地说：“享受当下吧，逆境总会过去的。不要担心将来的事情，只要享受此刻的成功，其他的总会来的。”
他的声音安定可靠，他知道我的将来会越来越好，这是他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得到的经验。但他不理解我的恐惧——至少不完全理解。公平地说，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有时半夜醒来，我会陷入莫名的窒息，感觉所有机会都对我关闭了大门。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不知道该大哭，还是该感谢他对我充满信心。
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有保险和奖金的工作才算成功吗？去非洲的孤儿院做志愿者，算不算成功？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如果不读研究生，父母肯定会担心。他们会用关切的眼神，低沉的嗓音与我交谈，问无数个关于“未来”的问题。
我关注全世界与我同龄的女性，她们有些深陷战火，有些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有些与年长自己40岁的男士结婚；我关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关心战火中的14岁男孩，关心因涉嫌练习巫术被斩首的妇女。如果我告诉他们这些，他们还会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吗？
外界压力扭曲了幸福感
大三时，一位教授说过，参照一些理论性较弱的观点去改变某人的主观看法，毫无意义。你的痛苦是真实的，这与它的来源毫不相干。外界给予的紧迫感，扭曲了我们的幸福感。
或许痛苦是相对的，问题很抽象，答案很具体，但问题的内核却是一定的。他们绝对不会问这类问题：你想喝水吗？你健康吗？你为生活担心吗？
我很自私，这我知道。但你的提问不需要我多么无私，我的计划，我的未来，我的选择，都要求我更加关注自身。
当我老了，想起当初为什么不找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为什么不努力学习考研究生，我希望自己不会后悔。
但我更希望自己记住年轻时的感觉，包括那些或确定或迷茫的回答。我希望自己记得当初在这些错误的问题上纠结了多少时间。当我的女儿大学毕业、面对空白的简历失去食欲时，我会问一句：“你身体还好吗？”
当我90岁，走路颤颤巍巍时，我也会蹒跚到那个等待咖啡的20岁女孩面前，隔着氧气罩笑着对她说：“你想喝水吗？”
但首先，我需要一身学士服。
▋来源 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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