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大才能“矫正”日本的历史观
袁野
《
青年参考
》(
2015年07月08日
02
版)
面对“强者崇拜”的日本,只占据伦理和道德上的制高点而没有实力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中国只有变得更强大,才能“矫正”日本的历史观,中日关系的改善才有基础。
“七·七事变”已过去了78个年头。常言道,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在这个时间节点看一看曾经的对手——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就格外有意义。
在日方的相关著作中,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堪称翘楚。这部号称“应把它作为借鉴,以免再次贻误国家的前途”的洋洋大作,是怎样反思中日战争的?
首先,日本人称这场战争为“中国事变”,迟迟不愿对华行使交战权;其次,该书称“七·七事变”是由于日军“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排日气焰”所导致;日本对事变的应对方针则是“不扩大”,显得严肃而谨慎;然而,正是在此方针指导下,日军从北京一路打到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
更令中国读者惊诧莫名的是,按照该书的说法,日本一手炮制了“满洲国”后,依然希望“恢复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华北大搞蚕食政策时,还渴望“调整日华邦交”;甚至在武汉和广州沦陷后,仍希望中国“选择日华全面和平的道路”。如此自我分裂的论调,如此自相矛盾的态度,简直要令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存心嘲讽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
不过,联想到当今日本领导人和决策层的所作所为,却又会生发出几分似曾相识之感。安倍政府一方面“购买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挑战《波茨坦公告》,放话称要巡航南海,解禁集体自卫权,另一方面又隔空喊话,希望与中国展开对话,希望实现中日首脑会谈,推动执政党交流并派出庞大的访华团,持续释放缓和信号,高呼“希望中方理解”。
这样的行事风格,简直是与昔日踩着相同的步点。外界弄不清这些辞令中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日方却竭力论证自身“充满诚意”。只能说,日本人的思维逻辑的确独树一帜。
这种两面性,大约是日本社会多年来的心态使然。日本文化“认力”不“认理”,不习惯平等相处,而是崇拜强者,习惯与强者结盟,这种对强者的卑躬屈膝,让当年占领日本的美国人都有些意外。对弱者,日本则颇多不屑:对韩国如此,对清朝如此,对中日战场上的“重庆军”更是如此——认定它们必须遵守日本规划的“亚洲新秩序”。
待到后来强弱易势、东京投降,“重庆政府”却喊出“以德报怨”,难怪日本为何对美俄服软,却对今日台湾的抗战纪念活动出言不逊。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曾痛陈,“中日是如此接近的邻邦,岂能长此相争”,这其实没错,但以清朝之羸弱而同日本争辩,岂非与虎谋皮?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正是目睹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后,才放弃了“支那”的称谓。
以史为鉴,中国只有变得更强大,才能“矫正”日本的历史观,中日关系改善才有基础。面对“强者崇拜”的日本,单纯占据伦理和道德上的制高点而没有实力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不论是主张“压服日本”还是主张中日友好并掀起“外交革命”,这一点都不会变。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的国力正进一步壮大,民族复兴的目标一天比一天清晰。强大的中国应当怎样经营中日关系?亿万人在期待答案。
面对“强者崇拜”的日本,只占据伦理和道德上的制高点而没有实力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中国只有变得更强大,才能“矫正”日本的历史观,中日关系的改善才有基础。
“七·七事变”已过去了78个年头。常言道,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在这个时间节点看一看曾经的对手——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就格外有意义。
在日方的相关著作中,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堪称翘楚。这部号称“应把它作为借鉴,以免再次贻误国家的前途”的洋洋大作,是怎样反思中日战争的?
首先,日本人称这场战争为“中国事变”,迟迟不愿对华行使交战权;其次,该书称“七·七事变”是由于日军“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排日气焰”所导致;日本对事变的应对方针则是“不扩大”,显得严肃而谨慎;然而,正是在此方针指导下,日军从北京一路打到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
更令中国读者惊诧莫名的是,按照该书的说法,日本一手炮制了“满洲国”后,依然希望“恢复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华北大搞蚕食政策时,还渴望“调整日华邦交”;甚至在武汉和广州沦陷后,仍希望中国“选择日华全面和平的道路”。如此自我分裂的论调,如此自相矛盾的态度,简直要令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存心嘲讽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
不过,联想到当今日本领导人和决策层的所作所为,却又会生发出几分似曾相识之感。安倍政府一方面“购买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挑战《波茨坦公告》,放话称要巡航南海,解禁集体自卫权,另一方面又隔空喊话,希望与中国展开对话,希望实现中日首脑会谈,推动执政党交流并派出庞大的访华团,持续释放缓和信号,高呼“希望中方理解”。
这样的行事风格,简直是与昔日踩着相同的步点。外界弄不清这些辞令中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日方却竭力论证自身“充满诚意”。只能说,日本人的思维逻辑的确独树一帜。
这种两面性,大约是日本社会多年来的心态使然。日本文化“认力”不“认理”,不习惯平等相处,而是崇拜强者,习惯与强者结盟,这种对强者的卑躬屈膝,让当年占领日本的美国人都有些意外。对弱者,日本则颇多不屑:对韩国如此,对清朝如此,对中日战场上的“重庆军”更是如此——认定它们必须遵守日本规划的“亚洲新秩序”。
待到后来强弱易势、东京投降,“重庆政府”却喊出“以德报怨”,难怪日本为何对美俄服软,却对今日台湾的抗战纪念活动出言不逊。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曾痛陈,“中日是如此接近的邻邦,岂能长此相争”,这其实没错,但以清朝之羸弱而同日本争辩,岂非与虎谋皮?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正是目睹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后,才放弃了“支那”的称谓。
以史为鉴,中国只有变得更强大,才能“矫正”日本的历史观,中日关系改善才有基础。面对“强者崇拜”的日本,单纯占据伦理和道德上的制高点而没有实力为后盾是行不通的,不论是主张“压服日本”还是主张中日友好并掀起“外交革命”,这一点都不会变。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的国力正进一步壮大,民族复兴的目标一天比一天清晰。强大的中国应当怎样经营中日关系?亿万人在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