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明信片去哪儿了？

    中国人一窝蜂地追求数字化的未来，让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交流方式退化成了3乘5英寸的屏幕，精妙的笔画字让位于两个拇指在键盘上的敲击，不免让人伤感。

    过去7个星期，我一直尝试从昆山这座人口近200万（包括外来劳工）的“小”城市寄出一张明信片。我执教于杜克大学在这里新开设的中国分校。

    昆山在上海西边，几乎坐落于现代化中国的中心。不过，要想找到一张明信片、一枚邮票，给明信片贴上邮票，再找到一个能寄明信片的地方，甚至是让这座光鲜校园里的任何一个人接受邮寄书信这个想法，都极其困难。这并不只是因为我的中文太糟糕，在去多个热门景点旅游时，我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中国人在写明信片。

    我承认，在手写书信方面，自己是另类。在互联网和卫星电视都还不存在的年代，我跟随非政府组织“和平队”去了非洲，期间学会了使用斜体字钢笔（就是书法家用的那种笔）和像样的文具与亲朋好友进行书信往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我并非惟一的手写爱好者。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从异国他乡寄出一张明信片仍是当代旅行中的一桩大事。明信片内容简短亲切，无需传达繁复的信息，是木版印刷时代的微博。想想吧，在信箱里的一堆超市传单中发现一封手写函件，谁都会很开心。

    所以，到达昆山校区后不久，我就准备用明信片来记录自己的行踪。与映入眼帘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座校园房屋高耸，崭新而现代。在附近找到一家卖杂志和学习用品的小商店时，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收获。可是，在各种纸制品中，竟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

    市区多如牛毛的小店里也是如此。想要买L形的角铁支架用来做点家居装饰？当然可以。法国香水？有。一包一公斤的绿豆？没问题。可明信片呢？没门。

    即使在五层楼高的书店里，也见不到明信片的踪影。固体胶水、新鲜出炉的沃伦·巴菲特的励志著作，或昆山地图（仅限中文版）都有得卖，唯独没有明信片。

    最后，妻子和我坐上了时速300公里的超现代高速列车，径直前往上海。这座大城市有1400多万人口。我们总算行了大运：下榻的酒店里，一名会说英语的礼宾员有一堆私藏的明信片，印的是老上海时期的黑白照片。虽然可选的不多，可我们哪有资格挑三拣四？

    主人甚至提供了邮票和胶水——他提醒我们，中国邮票上的胶水出了名的不靠谱。我们买了半打卡片，当场填了3张，把它们托付给礼宾员，因为我们也不知该去哪里寄。

    后来，我们倒也在几处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明信片。湖畔旅游胜地杭州的中心就有一家很不错的明信片收藏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惟一一个在写明信片的中国人。

    杭州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后者是一家让亚马逊相形见绌的网络巨鳄，代表着中国人对电子时代与日俱增的迷恋。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对智能手机的沉溺甚至超过了美国人。在规模宏大而又超级摩登的杭州车站，等候列车回家的成百上千张面孔埋头沉浸于iPhone或三星手机屏幕的蓝色冷光中。我们的视线所及，看不到一支笔。

    中国学生向我保证，明信片并没销声匿迹，只是处于逐渐衰退的状态。问题在于，中国人在传统上是推崇书面交流的。到博物馆里走走，基本上每一家都陈列着好多墨水书法作品。中国的学童仍在花大量时间临摹几千年前就出现的文字。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再书写了。然而，手写明信片在这个国度的相对稀缺，意味着人们在一窝蜂地追求个性缺失的数字化未来。看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交流方式退化成了3乘5英寸的屏幕，精妙的笔画字让位于两个拇指在键盘上的敲击，不免让人伤感。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全世界最精通科技的国家，乃至是最受科技侵扰的国家。但和中国比起来，我们似乎有点望其项背。如果你到访中国，可以发一张在毛主席纪念堂前的自拍照来证明到此一游，但要给母亲寄张明信片，实在是太难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