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拼死保卫国家,民众只想远离战争
美国军民鸿沟日益加深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6月24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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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阿富汗归来的艾伦·谢德和妻子阿曼达抱着3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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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格拉夫斯-里弗斯抱着她6个月大的孙子阿莱西奥。 |
随着14年的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1.8万陆军退役,美国军方正努力缩小退伍军人与他们即将进入的平民世界之间的差距,但这并不容易。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大多数平民对军人充满崇敬,但双方的世界几乎没有交集。
军事基地是美国最封闭的地方
等待丈夫归家时,阿曼达给双胞胎儿子布鲁斯和本塞上印有“我爱爸爸”字样的奶嘴,精心检查自己的妆容,然后举起军队提供的两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她指着在伞兵群中立正的艾伦·谢德告诉3个月大、从没见过父亲的儿子:“那是你们的爸爸,他是英雄。”
将军刚宣布“请欢迎你的战士回家”,等待已久的阿曼达就抱着儿子扎进丈夫的臂弯。“我爱你。”艾伦捧着阿曼达的脸吻了下去,年轻的妻子在《陆军勇往直前》的激昂音乐声中忍不住哽咽起来。
在居住着5.5万名士兵和7.4万名家属的布莱格堡军事基地紧锁的大门后,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地发生,但这是个平民无法触摸的世界。这些基地越来越像堡垒。
基地通常有自己的购物中心、电影院、餐厅和足球场,还有方便运送、救治伤员的机场和医院。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军事基地基本禁止平民进入。
“军事基地是我们最封闭的地方。”华盛顿智囊新美国安全中心成员、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菲利普·卡特如是说。
即便谢德一家生活在布莱格堡之外的费耶特维尔市,他们的邻居大多也是军人或退伍军人。军队在这里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和所有美国大型军事基地附近的城镇没什么两样。
人们将部队出发和抵达的时间标在日历上,每次大军回来的9个月后,就有一大波婴儿出生,甚至连学校的毕业典礼都根据学生父母的时间灵活安排。伊拉克或阿富汗一架直升机坠毁或发生炸弹袭击的消息,会让整座城市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在电话、短信里或推特上疯狂询问:“是我们的人吗?”
但在105公里外的卡勃罗大学城,除了在机场偶尔看到断了一条腿的军人会感到短暂的感恩或尴尬之外,人们已将部队视为“另一个宇宙”。
普通人与军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2003年高中毕业时,尽管父母恳求约瓦诺·格拉夫斯不要参军,他还是拒绝上大学,坚持踏上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前线。
去年6月,上士格拉夫斯从阿富汗回国,见到了身为一级准尉的母亲索尼娅·格拉夫斯-里弗斯。
“我的家人总能感受到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来自六代军人家庭的索尼娅告诉《洛杉矶时报》,她的高曾祖父马里恩·皮尔普斯是一战时的一等兵,父亲哈维·李参加过越南战争,舅舅亨利·琼斯曾加入空军,叔叔罗伯特·格拉夫斯和妹妹珍妮丝分别服役22年和24年。“在我们家族,参军报国的观念非常深厚。”她说。
这样的多代军人家庭正成为美国士兵的核心来源,而普通人与军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50年前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270万人应征入伍。但如今,只有0.5%的人口参军,是二战以来的最低比例,连续3位美国总统没有服过兵役。
调查显示,多达80%的军人来自父母或兄弟也在服役的家庭,他们常常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军事设施中。从地图上可以轻易看出军民隔离的现状:130万现役军人中,约49%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
许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军方如今正慢慢变成单独的战斗部门,越来越被公众疏远。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军队曾是最受信任的机构。去年6月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000名美国人中,74%对军事机构“相当有信心”,高于1975年越战结束时的58%。
但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军队规模萎缩,军事人员和广大平民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只有1/4的平民家庭密切关注战争消息,50%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还有50%认为不值得为此战斗。
2013年,美国西点军校的3位教授发现,军民隔阂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许多在1980~2000年间出生的平民,“不希望成为军事活动的一部分,希望它独立于平民生活”。
“战争已远离美国公众。”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研究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的迈克·海涅告诉该国雅虎新闻网,“穿上军装的年轻男女不太可能是你的子女、邻居或同学。这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美国人把军人视为看门狗”
“过去10年的战争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陆军四星上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在2013年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学会将战士与战争分离,但关于战士如何联系公民,我们还有很多要学。”
然而,平民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来自电视剧,让他们懂得军人,可能和让他们去打仗一样困难。
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的计算机艺术家杰斯汀·克罗斯比说,他记忆中唯一一次与军方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西摩·约翰逊军事基地为飞行员开设中东艺术课程。这些军人对伊拉克的了解让他佩服,但有时他也感到困惑。他想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在下午5点停车、立正。
“我以为他们在跟我玩恶作剧。”他告诉《洛杉矶时报》,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在降国旗时致敬。
军民之间的鸿沟并不全部体现为平民的敌意或怨恨。事实上,很多人在机场和餐厅对军人表示感谢,也在退伍军人的球赛或车赛中奋力欢呼,但军人未必领情。
刚得知美国人经常对军人说“感谢你的服务”时,90岁的心理学教授、二战老兵乔治·巴洛夫异常震惊。“在二战时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因为每个人都在为国效力。”在他看来,如今志愿入伍的方式让数十年前的牺牲精神和民族使命感荡然无存,因为公众脱离战争的普遍责任,军人的负担愈加沉重。
“我们的战争几年就结束了,敌人投降并不再成为威胁。”巴洛夫表示,“但对于今天的士兵来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敌人永远不会被击败。这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永恒的焦虑状态。”
“那么多人给你口头上的虚假同情。他们的子女不是军人,所以这不是他们的战争,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46岁的前陆军上士菲利普·鲁伊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受过两次伤。曾在阿富汗作战的前陆军中尉道格拉斯·皮尔斯则称,平民似乎认为“只要在机场多待5秒钟(向军人致谢),就能减轻他们的负疚”,“我和我的孩子们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感谢”。
“我对此心知肚明,许多美国人把军人视为看门狗,尤其是我们的精英。”西点军校教授、中校雷米·哈吉阿尔说,“他们非常感激我们的保护,但可能不愿意成为我们的邻居。当然,他们也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保护美国的‘罗特韦尔犬群’。”
“我对人们的冷漠、缺乏爱国热情和反军方感到生气,”一位20岁的预备役军官告诉《洛杉矶时报》,“我时常怀疑,祖先想到他们为之战斗、拼命保护的人们时,是否也一样充满了厌恶和愤怒。”
“在这里,战争不是虚无缥缈的政治词汇”
21岁的凯特琳·贝尼特斯-斯特林坐在斯坦福大学日本现代历史课堂的后排,草草记下美军在战后日本犯下的罪行。“人们越来越对美国军人充满厌恶。”讲台上的教授说,“美国大兵犯有强奸和谋杀罪。”
对于今年夏天即将成为陆军中尉的斯特林而言,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她的妹妹马林就驻扎在冲绳,父母和许多亲戚是军官。她在西点军校附近的军人社区长大,但很少跟同学谈及自己的背景。
里根时期的420个预备役军官训练单位已缩减至如今的275个,拥有超过6000名本科生的斯坦福大学只有11名预备役军官。穿着统一制服训练常让斯特林感到不适,她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是警察或是“可以随时杀死他们的坏蛋”。
斯特林没有责怪同学。事实上,她在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不确定是否入伍。军队的一成不变让她麻木,她也不喜欢被限制自由。“我意识到军人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职业。”她说。尽管美国军人享受的生活待遇在很多方面远超其他国家——定期加薪、优厚的延长服役期奖金、全免费医疗和住房补贴;如果服役20年以上,还将拥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大笔退休金。
从事教育30年的费耶特维尔小学校长弗兰克·蒂尔,自以为对青少年的痛苦再了解不过,但直到2009年来这里工作,他才经历了真正的无助。从2013年9月到次年春天,该校已有6个学生自杀。
“你无法想象这些家庭遭受的创伤。”他说。老师从课堂上被叫走,得知丈夫在阿富汗阵亡;父母启程前往伊拉克或阿富汗前线,子女的眼泪止都止不住……当地教堂和其他宗教团体常年为军人家庭提供帮助,无数人为数千英里外的士兵祈祷。
“这些父母在全国各地的军队服役,保卫我们的国家,他们把孩子交给了我们。”60岁的费耶特维尔前市长托尼·沙沃尼说,“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他54岁的妻子乔安妮在一旁补充道:“在这里,战争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政治词汇,而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奔赴之处。”
随着14年的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1.8万陆军退役,美国军方正努力缩小退伍军人与他们即将进入的平民世界之间的差距,但这并不容易。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大多数平民对军人充满崇敬,但双方的世界几乎没有交集。
军事基地是美国最封闭的地方
等待丈夫归家时,阿曼达给双胞胎儿子布鲁斯和本塞上印有“我爱爸爸”字样的奶嘴,精心检查自己的妆容,然后举起军队提供的两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她指着在伞兵群中立正的艾伦·谢德告诉3个月大、从没见过父亲的儿子:“那是你们的爸爸,他是英雄。”
将军刚宣布“请欢迎你的战士回家”,等待已久的阿曼达就抱着儿子扎进丈夫的臂弯。“我爱你。”艾伦捧着阿曼达的脸吻了下去,年轻的妻子在《陆军勇往直前》的激昂音乐声中忍不住哽咽起来。
在居住着5.5万名士兵和7.4万名家属的布莱格堡军事基地紧锁的大门后,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地发生,但这是个平民无法触摸的世界。这些基地越来越像堡垒。
基地通常有自己的购物中心、电影院、餐厅和足球场,还有方便运送、救治伤员的机场和医院。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军事基地基本禁止平民进入。
“军事基地是我们最封闭的地方。”华盛顿智囊新美国安全中心成员、伊拉克战争退伍老兵菲利普·卡特如是说。
即便谢德一家生活在布莱格堡之外的费耶特维尔市,他们的邻居大多也是军人或退伍军人。军队在这里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和所有美国大型军事基地附近的城镇没什么两样。
人们将部队出发和抵达的时间标在日历上,每次大军回来的9个月后,就有一大波婴儿出生,甚至连学校的毕业典礼都根据学生父母的时间灵活安排。伊拉克或阿富汗一架直升机坠毁或发生炸弹袭击的消息,会让整座城市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在电话、短信里或推特上疯狂询问:“是我们的人吗?”
但在105公里外的卡勃罗大学城,除了在机场偶尔看到断了一条腿的军人会感到短暂的感恩或尴尬之外,人们已将部队视为“另一个宇宙”。
普通人与军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2003年高中毕业时,尽管父母恳求约瓦诺·格拉夫斯不要参军,他还是拒绝上大学,坚持踏上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前线。
去年6月,上士格拉夫斯从阿富汗回国,见到了身为一级准尉的母亲索尼娅·格拉夫斯-里弗斯。
“我的家人总能感受到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来自六代军人家庭的索尼娅告诉《洛杉矶时报》,她的高曾祖父马里恩·皮尔普斯是一战时的一等兵,父亲哈维·李参加过越南战争,舅舅亨利·琼斯曾加入空军,叔叔罗伯特·格拉夫斯和妹妹珍妮丝分别服役22年和24年。“在我们家族,参军报国的观念非常深厚。”她说。
这样的多代军人家庭正成为美国士兵的核心来源,而普通人与军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50年前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270万人应征入伍。但如今,只有0.5%的人口参军,是二战以来的最低比例,连续3位美国总统没有服过兵役。
调查显示,多达80%的军人来自父母或兄弟也在服役的家庭,他们常常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军事设施中。从地图上可以轻易看出军民隔离的现状:130万现役军人中,约49%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
许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军方如今正慢慢变成单独的战斗部门,越来越被公众疏远。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军队曾是最受信任的机构。去年6月盖洛普的调查显示,1000名美国人中,74%对军事机构“相当有信心”,高于1975年越战结束时的58%。
但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军队规模萎缩,军事人员和广大平民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只有1/4的平民家庭密切关注战争消息,50%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还有50%认为不值得为此战斗。
2013年,美国西点军校的3位教授发现,军民隔阂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许多在1980~2000年间出生的平民,“不希望成为军事活动的一部分,希望它独立于平民生活”。
“战争已远离美国公众。”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研究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的迈克·海涅告诉该国雅虎新闻网,“穿上军装的年轻男女不太可能是你的子女、邻居或同学。这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美国人把军人视为看门狗”
“过去10年的战争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陆军四星上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在2013年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学会将战士与战争分离,但关于战士如何联系公民,我们还有很多要学。”
然而,平民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来自电视剧,让他们懂得军人,可能和让他们去打仗一样困难。
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的计算机艺术家杰斯汀·克罗斯比说,他记忆中唯一一次与军方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西摩·约翰逊军事基地为飞行员开设中东艺术课程。这些军人对伊拉克的了解让他佩服,但有时他也感到困惑。他想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在下午5点停车、立正。
“我以为他们在跟我玩恶作剧。”他告诉《洛杉矶时报》,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在降国旗时致敬。
军民之间的鸿沟并不全部体现为平民的敌意或怨恨。事实上,很多人在机场和餐厅对军人表示感谢,也在退伍军人的球赛或车赛中奋力欢呼,但军人未必领情。
刚得知美国人经常对军人说“感谢你的服务”时,90岁的心理学教授、二战老兵乔治·巴洛夫异常震惊。“在二战时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因为每个人都在为国效力。”在他看来,如今志愿入伍的方式让数十年前的牺牲精神和民族使命感荡然无存,因为公众脱离战争的普遍责任,军人的负担愈加沉重。
“我们的战争几年就结束了,敌人投降并不再成为威胁。”巴洛夫表示,“但对于今天的士兵来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敌人永远不会被击败。这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永恒的焦虑状态。”
“那么多人给你口头上的虚假同情。他们的子女不是军人,所以这不是他们的战争,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46岁的前陆军上士菲利普·鲁伊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受过两次伤。曾在阿富汗作战的前陆军中尉道格拉斯·皮尔斯则称,平民似乎认为“只要在机场多待5秒钟(向军人致谢),就能减轻他们的负疚”,“我和我的孩子们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感谢”。
“我对此心知肚明,许多美国人把军人视为看门狗,尤其是我们的精英。”西点军校教授、中校雷米·哈吉阿尔说,“他们非常感激我们的保护,但可能不愿意成为我们的邻居。当然,他们也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保护美国的‘罗特韦尔犬群’。”
“我对人们的冷漠、缺乏爱国热情和反军方感到生气,”一位20岁的预备役军官告诉《洛杉矶时报》,“我时常怀疑,祖先想到他们为之战斗、拼命保护的人们时,是否也一样充满了厌恶和愤怒。”
“在这里,战争不是虚无缥缈的政治词汇”
21岁的凯特琳·贝尼特斯-斯特林坐在斯坦福大学日本现代历史课堂的后排,草草记下美军在战后日本犯下的罪行。“人们越来越对美国军人充满厌恶。”讲台上的教授说,“美国大兵犯有强奸和谋杀罪。”
对于今年夏天即将成为陆军中尉的斯特林而言,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她的妹妹马林就驻扎在冲绳,父母和许多亲戚是军官。她在西点军校附近的军人社区长大,但很少跟同学谈及自己的背景。
里根时期的420个预备役军官训练单位已缩减至如今的275个,拥有超过6000名本科生的斯坦福大学只有11名预备役军官。穿着统一制服训练常让斯特林感到不适,她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是警察或是“可以随时杀死他们的坏蛋”。
斯特林没有责怪同学。事实上,她在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不确定是否入伍。军队的一成不变让她麻木,她也不喜欢被限制自由。“我意识到军人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职业。”她说。尽管美国军人享受的生活待遇在很多方面远超其他国家——定期加薪、优厚的延长服役期奖金、全免费医疗和住房补贴;如果服役20年以上,还将拥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大笔退休金。
从事教育30年的费耶特维尔小学校长弗兰克·蒂尔,自以为对青少年的痛苦再了解不过,但直到2009年来这里工作,他才经历了真正的无助。从2013年9月到次年春天,该校已有6个学生自杀。
“你无法想象这些家庭遭受的创伤。”他说。老师从课堂上被叫走,得知丈夫在阿富汗阵亡;父母启程前往伊拉克或阿富汗前线,子女的眼泪止都止不住……当地教堂和其他宗教团体常年为军人家庭提供帮助,无数人为数千英里外的士兵祈祷。
“这些父母在全国各地的军队服役,保卫我们的国家,他们把孩子交给了我们。”60岁的费耶特维尔前市长托尼·沙沃尼说,“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他54岁的妻子乔安妮在一旁补充道:“在这里,战争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政治词汇,而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奔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