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为何建不起“巴别塔”？

    人们一直试图在科学界消除语言的隔阂，却未竞全功。创造一门通用科研用语的努力，最终被英语在学术表述中的霸权所取代，西方的沙文主义难辞其咎。

    如果你是一位一线科研工作者，却发现自己读不懂用英文写就的书评，那么，你的职业生涯恐怕会有麻烦。英语不是现代科学界的通用语言，但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新著《科学的巴别塔》中，作者迈克尔·戈尔汀坦承，英语在学术论述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而且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合作与进步绝非科学研究的全部，混乱和误解一直隐藏在科学殿堂的角落。他写道，“如果你对生活在只有一种语言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感兴趣，那你不妨去问问科学家，因为他们来自那个世界，一个没有‘巴别塔’的世界。”

    多少年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直在寻找便于他们相互理解的方式。当年，如果不是语言壁垒在希腊的瓦解，阿基米德没准只是个在自家浴室里喊叫的疯子。有人说，学者们早在中世纪就有共同的语言，至少在欧洲有拉丁语，但按照科学史专家的说法，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仍植根于地方性语种中。

    拉丁语一度成为科学界的通用语言，但从事科学探索的人最终将它抛弃。当然，拉丁语从未彻底消亡，直到2012年，国际植物学命名准则才允许用拉丁文之外的词汇描述新的植物种属。但18世纪前后，欧洲的科学界开始摒弃通用语言，导致语言“三巨头”（英语、法语和德语）时代的到来。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意识到，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大家最好说同一种语言。问题是，哪种语言合适？人们无奈地发现，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成了阻碍：法国人不说德语，英国人不说法语，德国人不说俄语……

    既然没有特定某国的语言合适，重新发明一种通用语言如何？然而，沃拉普克语、伊多语、世界语……几乎所有人造语言，都被视作没有发展潜力的怪胎。

    戈尔汀对这些煞费苦心创造出的语言以及围绕它们的讥讽，给出了相对公允的评价。书中提到，1904年，曾有一本世界语版的科学期刊面世，主办者包括著名博学家亨利·庞加莱和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指出，至少在20世纪初，围绕人造语言的争论并非少数人无的放矢，这些让我们一头雾水的生僻语种，并非只是拍脑袋的恶搞。

    20世纪的全球性战争对科学界施加了更深的影响，并在科研用语的分裂过程中留下了印记。一战后，德语在学术界的地位遭到重创，从科研用语的“三巨头”之一变成了被怀疑、甚至被打压的对象，至今没恢复元气。1919年，美国总共16个州对使用德语做出限制——如果你在俄亥俄州的街道上讲德语，可能会被市议会罚25美元。

    冷战时期，欧美诸国对俄语科研文献的病态热衷，最终让类似的限制成了笑料。在戈尔汀描绘的“冷战语言竞赛”全景图中，铁幕两边的科学家都试图赶超对方。美国中情局投入巨资，试图开发高性能的自动翻译机，有利可图的私人翻译行业也成长起来——将俄语期刊译成英语，以便英语世界的科学家们能在苏联人取得科研突破后的半年内读到它们。苏联科学材料的英语化，不仅对英美等国打开了窥伺莫斯科顶级机密的窗口，而且对第三方人群有效——对母语非英语的后者来说，英语进一步巩固了其通用科研用语的角色。

    你可能会问，“谁在乎科学以什么语言呈现？”2001年，《自然细胞生物学期刊》的一篇社论宣称，“通用科研用语是必须的，以文化差异为名抵御这个趋势将适得其反。”的确，印刷品中的语言鸿沟并不重要，除了那些专有名词，科学出版物使用的语言，往往比我们在街上听到的更标准、更简洁。懂英语，你的学术造诣将比只会读方程式高得多。

    不过，科学出版物毕竟只是科学论述的一部分，当面的交流同样重要。当英语成为实验室、学术机构、拨款方和国际组织的通用语言，非英语世界的科学家怎么办？戈尔汀承认，就英语在当代科研中的垄断地位而言，权力和特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几何时，中文、印度语、西班牙语甚至斯瓦西里语都占有过一席之地。

    身为英语世界的住民，戈尔汀并未回避科研中的语言霸权，这让他的作品更具批判意义。我们看到，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科学界筑起“巴别塔”的努力从未停止，却一次次未竞全功。这提醒我们，科学和发现的历史，在任何时候都不只是少数伟人的简单故事，它们不全是赞美诗，只有认真倾听小圈子之外的声音，才能看清科学史的本来面貌。

    英国《卫报》

    《科学的巴别塔》（Scientific Babel），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