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不可取，但要允许人们发笑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避免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

    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核心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由纯粹的物质性消费，迅速转向娱乐消费时代。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有人说，它终结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痛苦噩梦。

    二战后，西方的文化消费曾经是无限多元的，一方面是大众的娱乐消费，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反娱乐文化消费。而今，泛娱乐主义却改变了所有人类的表情，赋予其肤浅的酒窝。在伊甸园里，人类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此后又经历了数万年，人类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21世纪的我们，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快乐之中。

    在中国，娱乐主义的兴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的支撑下，用娱乐解构意识形态的单一性，让泛娱乐化成为超越泛政治化的柔软武器。此后，娱乐主义扩张到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司法、管理等各个领域，形成所谓“泛娱乐化”的盛大格局。娱乐帝国的版图不可思议地扩张着，至今，它的彩旗业已插遍了几乎所有土地。

    娱乐的本质，就是把生命游戏化，寻求短暂的快感和快乐，并悬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体相关的核心价值。娱乐主义的信条是“我乐故我在”，它要用感官愉悦的单一感受，去替换掉其他一切生命感受。这种快感的霸权，构成了消费主义帝国的最高律法。

    暴力、情色和名人隐私，是同娱乐快感相关的三大资讯元素。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大规模搜寻、采集、争夺和炮制这些元素，组装成形形色色的文化消费品，推销给如饥似渴的民众。在娱乐盛宴的菜单上，布满了那些被牺牲掉的娱乐圈名流的姓氏。他们和她们的所有隐私，从肉体、绯闻、生育到洗手间的厕纸，都是“媒体厨房”的基本原料。

    娱乐过度势必导致强大的负面效应。解构，就是游戏和娱乐的最高使命。它解构善、正义和基本的道德尺度，解构必要的政治立场，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解构内在的信念，解构价值与尊严，解构了人的存在本质。娱乐不是邪恶的，而更像是一种精神烟草，充填着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进而成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乐。

    国家（种族）被过度娱乐解构的事例，遍布人类历史的每个角落。我们看到，正是伟大的罗马帝国，开创了娱乐的历史纪元。贵族的奢靡腐败，加上底层平民的疯狂娱乐，所有这些都滋养着一种狂欢的罪恶。暴力和情色的消费火焰，狂乱地燃烧在角斗场上，塑造着罗马人的腐败灵魂。这种全民性的娱乐中毒，最终引发了帝国的衰弱和覆灭。

    在某种意义上，痛苦就是娱乐的最终形态。

    社会平衡原理如此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确认“娱乐无罪”的原则，避免回到极权主义和泛政治化的旧途，另一方面也要制止“过度娱乐”和泛娱乐化的偏差。而纠正娱乐过度的解决途径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让娱乐退出非娱乐领域，把政治还给政治，道德还给道德。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事实上，文化的“总体性偏差”，几乎支配了华夏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儒家社会，人们曾面对泛道德化的危机；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又曾经历泛政治化的剧烈痛楚；而在新时代，我们则被迫卷入泛娱乐化的浪潮。上述三次泛化事变，显示了文化均衡主义的挫败。这也意味着，任何对文化进行管制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打造健全的公民社会，固然是美妙的愿景，但没有任何政府能够依靠严酷的律令来实现上述目标；恰恰相反，它只能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开辟道路，从一种危机跃向另一种危机。

    缩小娱乐帝国版图的惟一方式，不是围堵娱乐消费的渴望，强迫人民接纳官方钦定的文化样板戏，而是对权力做“行政减法”，以更宽容的立场，去鼓励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成长，鼓励知识分子创造和生产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以扩展人民文化选择的空间。

    大幅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有效调节人民的趣味，重建包括娱乐在内的、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只有这样，娱乐帝国才能转型为娱乐公社或娱乐小组，回到它的历史原点。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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