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记者冷观工党“宫斗”
《胜利与死亡》：澳洲版《纸牌屋》？
本报记者 刘坤喆
《
青年参考
》（
2015年04月01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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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凯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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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凯利的获奖著作《胜利与死亡》最新版本的封面。 ▋本报记者 刘坤喆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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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的行进》一书记述了保罗·基廷和约翰·霍华德执政时期，澳大利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新发展。 |
“关于《胜利与死亡》一书：
通过对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记录，保罗·凯利展现了他在细致真实地表现关键人物的同时，还能冷静观察和思考政治问题的非凡能力。这是由真正优秀的作家和思想家创作出的一部真正优秀的新闻历史作品。”
——澳大利亚“沃克利”奖(Walkley Awards)评审团
说他是一位“资深”政治记者，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从1971年起，他就投身政治新闻界，此后的40余年，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和澳大利亚政坛息息相关。从上世纪70年代的惠特拉姆总理，到随后的霍克、基廷、霍华德、陆克文、吉拉德……几乎每一任澳大利亚总理，都出现在他的新闻报道或著作之中。
保罗·凯利（Paul Kelly），政治记者、作家、电视/电台评论员、《澳大利亚人报》特约编辑。
如今，他带着自己的第7本书《胜利与死亡》来到中国。这本拿下“沃克利”奖（素有澳大利亚“普利策”奖之称）、分析了2007~2013年间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著作，在2015“澳大利亚文学周”上大放异彩。
2015年3月下旬，就这本广受好评的书、书中涉及的澳大利亚政坛、以及政治题材的文学创作等话题，《青年参考》记者独家专访了保罗·凯利。
资深记者冷眼旁观几任总理
生于悉尼的保罗·凯利，年轻时就对文学创作兴趣浓厚。1969年，他获得了悉尼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但他并没马上成为作家，而是从了政——在位于首都堪培拉的总理办公室工作。
不过在1971年，24岁的他终于可以“写点儿什么”了。他于当年加入了堪培拉的新闻记者团，并在1974年成为《澳大利亚人报》的首席政治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悉尼先驱晨报》工作了几年后，凯利重回《澳人报》，并在1991年成为该报主编。1996年之后，他一直是该报的特约编辑。
40年多来，他不间断地报道和评论着澳大利亚的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报道过16次联邦大选的他，现在每周都参加天空电视台的Australian Agenda节目。此前，他曾连续10年定期参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Insiders节目。
作为记者，凯利的成果显而易见——1990年夺得格雷厄姆·珀金(Graham Perkin)年度记者奖、2001年荣获沃克利新闻奖、2005年拿到邓禄普Asialink奖章。
与此同时，“多产”的他也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197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内容涉及1975年澳大利亚宪法危机和时任总理惠特拉姆。之后，他以接下来的几任总理为核心人物，分别撰写并出版了政治著作。 其中，《爱国者的行进》一书记述了保罗·基廷和约翰·霍华德执政时期（1991~2007年）澳大利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新发展，写得详实而深刻。
“凯利的书独特而卓越，因为他对经济和政治变化之间的连锁关系有广泛而深刻的把握，他还擅长在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分析澳大利亚国内局势。”澳大利亚记者萨曼莎·特莱诺维斯如是评价。
《胜利与死亡》是他的最新作品。“澳大利亚政治已进入新的不稳定期”，提及此书，凯利在北京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是一本记录澳大利亚“政坛悲剧”的书。
获奖新书堪称澳洲版《纸牌屋》
这本新著想告诉读者什么？
“两个重要信息，”凯利对《青年参考》说：“第一，我认为，澳大利亚传统的政治体系已被打破。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的竞争，不仅使他们二人两败俱伤，也使整个政治体系陷入麻烦，进入不稳定期。”
通过这本书，凯利首先想“承认有如此问题”，“因为在澳大利亚，很多人根本不承认正面临如此麻烦”。近7年，澳大利亚经历了4次总理更迭（陆克文-吉拉德-陆克文-阿博特），之前，同样多的总理更迭发生在32年的漫长周期里。“这显然是在从稳定走向不稳定。”凯利说：“敢于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其二，这本书想表明：在经历了经济繁荣之后，如今的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面临很大挑战，需要从依赖矿产资源的发展模式中摆脱出来，进行经济改革。”
“书中哪一章节，你最想向读者推荐？”当《青年参考》记者问及此时，凯利回答：“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第一章讲的是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的争斗，内容颇富戏剧性和冲突感，读起来会很有意思；最后一章是整本书的中心结论，它点明我的观点，即澳政治体系已陷入危机。”
为写这本书，他采访了陆克文和吉拉德任期内的60多位政府高官，从而获得了自己有关陆克文的独特见解：“他有潜力成为一任很好的总理，但两个致命弱点毁了他——无法有效运转政府、人际关系不佳。”他认为，陆克文2007年当选总理，是工党的一次回归，也是对其稳定性和执政能力的考验，但工党没经受住考验。
这本书花了不少笔墨来分析工党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宫斗”，堪称澳洲版“纸牌屋”。
“陆克文和吉拉德起初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合力在大选中击败了霍华德。但之后悲剧来了，两人关系破裂、分道扬镳。吉拉德挑战了陆克文，后者被迫下台，整个政坛陷入动荡，工党内部危机直接改变了之前的总理更迭方式。”
谈及此，凯利表情凝重，“这种竞争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两人封锁了彼此的命运”，“因为政治的明争暗斗，国家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进步机会，这是这本书真正的故事所在”。
阿博特“志在长远的中澳关系”
基于多年的记者经历，凯利近距离接触过多届澳大利亚总理。在他看来，自惠特拉姆总理打开中澳外交关系大门以来，历任总理都希望给中澳关系增值。
其中，“霍克对中澳关系的贡献相当大”，凯利对《青年参考》解释道：“他执政时间很长，这使中澳关系有机会日益成熟。他推动两国建立了正常的经济伙伴关系。而且，他个人对中国颇感兴趣，访华约100次，且大部分是在卸任之后进行的，他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现任总理阿博特的对华策略，在凯利看来颇为“靠谱”。“他很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在这届政府任上，中澳完成了自贸协定谈判，这是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虽然这并非一届政府之功，但阿博特功不可没，他有很强的意愿要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谈判。他的贸易投资部长安德鲁·罗伯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可圈可点。”此外，“阿博特致力于和中国建立长期友好关系，志在长远，关注的是未来十几年的双边政经关系”。
目前，澳大利亚人都很关注2016年大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该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阿博特眼下的民调结果并不好，而工党正跃跃欲试。所以，执政的自由党为保住权杖，很可能会在选前‘党内换总理’。”凯利分析说：“麦肯·腾博最有可能代替阿博特，带领自由党去和工党竞争。此人很懂中国，多次访华，对两国经济关系了解颇多，所以应该会把对华政策延续下去。”
写作秘诀：时刻保持思考的习惯
笔耕40余年，绝对资深的凯利对“写东西”这件事早已驾轻就熟。在他看来，新闻报道和政治文学之间，有何区别？
“新闻报道堪称描述历史的第一稿，它必须真实反映客观现实，但由于要追求时效性，它总是不够完美。而在政治文学中，你有机会做得更完善，可以回去重新采访，重讲某一故事，重新设置叙事结构，使效果更趋十全十美。”凯利告诉《青年参考》，为写好这本《胜利和死亡》，他后期又多次采访了吉拉德和陆克文，通过讲述他们的的趣闻轶事和直接引用他们的话，把他们在政坛内外的状态还原出来。
说起文学创作，拥有墨尔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凯利自有“独门秘籍”。“对我来说，写书要完成三个步骤。第一，要在脑子里明确中心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什么，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凯利说：“第二，谁是主要人物。书总是关于人的，必须赋予书中人物以鲜活的内容，这在涉及政治家时尤其重要，你必须清晰生动地呈现出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件，从中反映出其个人特点。第三，想清楚故事情节，怎样把这些由人组成的故事以最佳方式串联起来。”
具体到《胜利和死亡》这本书，这三个要素分别是什么？当记者如此反问凯利时，他说：“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工党政府的悲剧’。他们在最初承诺了很多，最后却经历了一种‘死亡’，让支持者和民众无比失望。”
至于主要人物，显然是陆克文和吉拉德，“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前者是保守的家庭型男人，对亚洲精通、很懂外交，但没有工会运动的背景。后者是没结过婚的单身女性，来自工薪家庭，很懂劳工运动”。正是这种出身背景和成长过程的反差，使他们俩成为理想的写作对象，因为把这样两个人放到一起，能很好地产生互补效果”。
至于故事情节，就是“他们如何争斗、决裂、分道扬镳”，凯利说，“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恢复，直到现在”。
身为多产作家，凯利如何让自己“总有东西可写”？他说：“我会一直保持思考的习惯，眼观耳听的同时，让大脑时刻运转。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关于《胜利与死亡》一书：
通过对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记录，保罗·凯利展现了他在细致真实地表现关键人物的同时，还能冷静观察和思考政治问题的非凡能力。这是由真正优秀的作家和思想家创作出的一部真正优秀的新闻历史作品。”
——澳大利亚“沃克利”奖(Walkley Awards)评审团
说他是一位“资深”政治记者，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从1971年起，他就投身政治新闻界，此后的40余年，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和澳大利亚政坛息息相关。从上世纪70年代的惠特拉姆总理，到随后的霍克、基廷、霍华德、陆克文、吉拉德……几乎每一任澳大利亚总理，都出现在他的新闻报道或著作之中。
保罗·凯利（Paul Kelly），政治记者、作家、电视/电台评论员、《澳大利亚人报》特约编辑。
如今，他带着自己的第7本书《胜利与死亡》来到中国。这本拿下“沃克利”奖（素有澳大利亚“普利策”奖之称）、分析了2007~2013年间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著作，在2015“澳大利亚文学周”上大放异彩。
2015年3月下旬，就这本广受好评的书、书中涉及的澳大利亚政坛、以及政治题材的文学创作等话题，《青年参考》记者独家专访了保罗·凯利。
资深记者冷眼旁观几任总理
生于悉尼的保罗·凯利，年轻时就对文学创作兴趣浓厚。1969年，他获得了悉尼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但他并没马上成为作家，而是从了政——在位于首都堪培拉的总理办公室工作。
不过在1971年，24岁的他终于可以“写点儿什么”了。他于当年加入了堪培拉的新闻记者团，并在1974年成为《澳大利亚人报》的首席政治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悉尼先驱晨报》工作了几年后，凯利重回《澳人报》，并在1991年成为该报主编。1996年之后，他一直是该报的特约编辑。
40年多来，他不间断地报道和评论着澳大利亚的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报道过16次联邦大选的他，现在每周都参加天空电视台的Australian Agenda节目。此前，他曾连续10年定期参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Insiders节目。
作为记者，凯利的成果显而易见——1990年夺得格雷厄姆·珀金(Graham Perkin)年度记者奖、2001年荣获沃克利新闻奖、2005年拿到邓禄普Asialink奖章。
与此同时，“多产”的他也在文学领域开花结果。197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内容涉及1975年澳大利亚宪法危机和时任总理惠特拉姆。之后，他以接下来的几任总理为核心人物，分别撰写并出版了政治著作。 其中，《爱国者的行进》一书记述了保罗·基廷和约翰·霍华德执政时期（1991~2007年）澳大利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新发展，写得详实而深刻。
“凯利的书独特而卓越，因为他对经济和政治变化之间的连锁关系有广泛而深刻的把握，他还擅长在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分析澳大利亚国内局势。”澳大利亚记者萨曼莎·特莱诺维斯如是评价。
《胜利与死亡》是他的最新作品。“澳大利亚政治已进入新的不稳定期”，提及此书，凯利在北京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是一本记录澳大利亚“政坛悲剧”的书。
获奖新书堪称澳洲版《纸牌屋》
这本新著想告诉读者什么？
“两个重要信息，”凯利对《青年参考》说：“第一，我认为，澳大利亚传统的政治体系已被打破。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的竞争，不仅使他们二人两败俱伤，也使整个政治体系陷入麻烦，进入不稳定期。”
通过这本书，凯利首先想“承认有如此问题”，“因为在澳大利亚，很多人根本不承认正面临如此麻烦”。近7年，澳大利亚经历了4次总理更迭（陆克文-吉拉德-陆克文-阿博特），之前，同样多的总理更迭发生在32年的漫长周期里。“这显然是在从稳定走向不稳定。”凯利说：“敢于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其二，这本书想表明：在经历了经济繁荣之后，如今的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面临很大挑战，需要从依赖矿产资源的发展模式中摆脱出来，进行经济改革。”
“书中哪一章节，你最想向读者推荐？”当《青年参考》记者问及此时，凯利回答：“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第一章讲的是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的争斗，内容颇富戏剧性和冲突感，读起来会很有意思；最后一章是整本书的中心结论，它点明我的观点，即澳政治体系已陷入危机。”
为写这本书，他采访了陆克文和吉拉德任期内的60多位政府高官，从而获得了自己有关陆克文的独特见解：“他有潜力成为一任很好的总理，但两个致命弱点毁了他——无法有效运转政府、人际关系不佳。”他认为，陆克文2007年当选总理，是工党的一次回归，也是对其稳定性和执政能力的考验，但工党没经受住考验。
这本书花了不少笔墨来分析工党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宫斗”，堪称澳洲版“纸牌屋”。
“陆克文和吉拉德起初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合力在大选中击败了霍华德。但之后悲剧来了，两人关系破裂、分道扬镳。吉拉德挑战了陆克文，后者被迫下台，整个政坛陷入动荡，工党内部危机直接改变了之前的总理更迭方式。”
谈及此，凯利表情凝重，“这种竞争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两人封锁了彼此的命运”，“因为政治的明争暗斗，国家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进步机会，这是这本书真正的故事所在”。
阿博特“志在长远的中澳关系”
基于多年的记者经历，凯利近距离接触过多届澳大利亚总理。在他看来，自惠特拉姆总理打开中澳外交关系大门以来，历任总理都希望给中澳关系增值。
其中，“霍克对中澳关系的贡献相当大”，凯利对《青年参考》解释道：“他执政时间很长，这使中澳关系有机会日益成熟。他推动两国建立了正常的经济伙伴关系。而且，他个人对中国颇感兴趣，访华约100次，且大部分是在卸任之后进行的，他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现任总理阿博特的对华策略，在凯利看来颇为“靠谱”。“他很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正是在这届政府任上，中澳完成了自贸协定谈判，这是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虽然这并非一届政府之功，但阿博特功不可没，他有很强的意愿要在2014年年底前完成谈判。他的贸易投资部长安德鲁·罗伯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可圈可点。”此外，“阿博特致力于和中国建立长期友好关系，志在长远，关注的是未来十几年的双边政经关系”。
目前，澳大利亚人都很关注2016年大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该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阿博特眼下的民调结果并不好，而工党正跃跃欲试。所以，执政的自由党为保住权杖，很可能会在选前‘党内换总理’。”凯利分析说：“麦肯·腾博最有可能代替阿博特，带领自由党去和工党竞争。此人很懂中国，多次访华，对两国经济关系了解颇多，所以应该会把对华政策延续下去。”
写作秘诀：时刻保持思考的习惯
笔耕40余年，绝对资深的凯利对“写东西”这件事早已驾轻就熟。在他看来，新闻报道和政治文学之间，有何区别？
“新闻报道堪称描述历史的第一稿，它必须真实反映客观现实，但由于要追求时效性，它总是不够完美。而在政治文学中，你有机会做得更完善，可以回去重新采访，重讲某一故事，重新设置叙事结构，使效果更趋十全十美。”凯利告诉《青年参考》，为写好这本《胜利和死亡》，他后期又多次采访了吉拉德和陆克文，通过讲述他们的的趣闻轶事和直接引用他们的话，把他们在政坛内外的状态还原出来。
说起文学创作，拥有墨尔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凯利自有“独门秘籍”。“对我来说，写书要完成三个步骤。第一，要在脑子里明确中心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什么，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凯利说：“第二，谁是主要人物。书总是关于人的，必须赋予书中人物以鲜活的内容，这在涉及政治家时尤其重要，你必须清晰生动地呈现出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件，从中反映出其个人特点。第三，想清楚故事情节，怎样把这些由人组成的故事以最佳方式串联起来。”
具体到《胜利和死亡》这本书，这三个要素分别是什么？当记者如此反问凯利时，他说：“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工党政府的悲剧’。他们在最初承诺了很多，最后却经历了一种‘死亡’，让支持者和民众无比失望。”
至于主要人物，显然是陆克文和吉拉德，“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前者是保守的家庭型男人，对亚洲精通、很懂外交，但没有工会运动的背景。后者是没结过婚的单身女性，来自工薪家庭，很懂劳工运动”。正是这种出身背景和成长过程的反差，使他们俩成为理想的写作对象，因为把这样两个人放到一起，能很好地产生互补效果”。
至于故事情节，就是“他们如何争斗、决裂、分道扬镳”，凯利说，“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恢复，直到现在”。
身为多产作家，凯利如何让自己“总有东西可写”？他说：“我会一直保持思考的习惯，眼观耳听的同时，让大脑时刻运转。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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