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别人的文明”是普世价值
燕海鸣
《
青年参考
》(
2015年03月25日
27
版)
懂得保护历史,尤其是他人的历史,是一个群体不断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是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家界限的真理。
近几个月来,不断听到中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恐怖分子在其统治区大肆破坏文化遗产的消息,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程度之深,让人瞠目结舌。
在推土机和炸药的作用下,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被夷为平地,无数博物馆藏品被毁坏。哈特拉、尼尼微、阿帕米亚等数千年的遗址陆续遭到摧毁;摩苏尔的图书馆、博物馆遭到洗劫。在其控制区之外,IS也针对博物馆制造恐怖袭击,突尼斯的巴尔杜博物馆便是最近一次行动的受害者。
IS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群体,敌视一切非伊斯兰和伊斯兰之前的文明,这些对教义的特定“解读”是其破坏遗产行径的“合法性”根源。对破坏遗产的个人而言,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遵循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当然,通过贩卖文物获取财富,则是IS更“务实”的动机。
但是,不能简单地将遗产的破坏与民族性划等号,这不是一种宗教或一个族群的问题。
对遗产的保护,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是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等各种界限而普遍存在的真理。排斥甚至迫害异教徒和异教遗迹,是历史的产物,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曾大肆破坏伊斯兰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现代意义上的遗产保护理念也恰恰诞生于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会。笔者以为,这并非教义发生了变化,而是文明的进步。
我们常常争论,某些概念究竟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毫无争议的普世价值,那么“保护文化遗产”肯定算一个。
这是人们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阵痛之后达成的宝贵共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遗产所有权归属如何,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底线的挑战。当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时,它便彻底将自己隔绝于文明进程之外。
之所以强调遗产保护的普世性,也是要警惕另一种思维:只有西方才能拯救文化遗产。在IS大肆破坏遗产的同时,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即今天收藏在西方国家博物馆中的很多非西方文物,如果不是当年被“掠夺”,今天肯定就在战争中毁掉了,因此西方是文物的救世主,殖民时期的文物掠夺是正确的。
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特别是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西方的“掠夺”,很多宝贵的中国文物今天反而会不复存在。笔者认为:不能因“善果”而洗白“恶因”;不能将普世真理片面理解成西方善举。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文物贩子等盗掘文物的行为,客观存在。从拿破仑铁蹄下的中东,到探险家铁铲下的中亚,再到美洲殖民者统治下的拉美,无数文物被劫掠到欧美,经过不断的利益交换,其中一些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诚然,有不少文物得到了妥善保管,但其来源的非法性,以及当年以牟利为动机的劫掠行为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更应看到,在少数被“保护”下来的文物之外,有更多遗产在劫掠过程中被毁灭。远的不说,2003年4月的巴格达博物馆的文物被暴徒洗劫一空,主要是因为暴徒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当时的美军没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洗劫,也没有保护这些文物。
一些文物的确被保存了下来,但如果因此为当年的强盗行径唱赞歌,就非常不妥。这就好比多年前一个强盗偷了你家的传家宝,今天你还得感谢他的后代:“要不是你爷爷当年这么做,我今天就看不到它了,谢谢啊!”
既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共同的事业,就不能过度强调西方、东方的区别。中国在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在国际社会共同保护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合作中,中国就已成为主力。中国在茶胶寺的修复工地,是所有参与国中最活跃、最富生气、成效最显著的工地。这并非自吹自擂,而是国际同行的一致评价。
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交融,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维系和充满活力。懂得保护历史,尤其是他人的历史,是一个群体不断迈向文明的标志,这是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家界限的真理。
懂得保护历史,尤其是他人的历史,是一个群体不断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是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家界限的真理。
近几个月来,不断听到中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恐怖分子在其统治区大肆破坏文化遗产的消息,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程度之深,让人瞠目结舌。
在推土机和炸药的作用下,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被夷为平地,无数博物馆藏品被毁坏。哈特拉、尼尼微、阿帕米亚等数千年的遗址陆续遭到摧毁;摩苏尔的图书馆、博物馆遭到洗劫。在其控制区之外,IS也针对博物馆制造恐怖袭击,突尼斯的巴尔杜博物馆便是最近一次行动的受害者。
IS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群体,敌视一切非伊斯兰和伊斯兰之前的文明,这些对教义的特定“解读”是其破坏遗产行径的“合法性”根源。对破坏遗产的个人而言,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遵循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当然,通过贩卖文物获取财富,则是IS更“务实”的动机。
但是,不能简单地将遗产的破坏与民族性划等号,这不是一种宗教或一个族群的问题。
对遗产的保护,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是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等各种界限而普遍存在的真理。排斥甚至迫害异教徒和异教遗迹,是历史的产物,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曾大肆破坏伊斯兰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现代意义上的遗产保护理念也恰恰诞生于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会。笔者以为,这并非教义发生了变化,而是文明的进步。
我们常常争论,某些概念究竟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毫无争议的普世价值,那么“保护文化遗产”肯定算一个。
这是人们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阵痛之后达成的宝贵共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遗产所有权归属如何,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底线的挑战。当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时,它便彻底将自己隔绝于文明进程之外。
之所以强调遗产保护的普世性,也是要警惕另一种思维:只有西方才能拯救文化遗产。在IS大肆破坏遗产的同时,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即今天收藏在西方国家博物馆中的很多非西方文物,如果不是当年被“掠夺”,今天肯定就在战争中毁掉了,因此西方是文物的救世主,殖民时期的文物掠夺是正确的。
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特别是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西方的“掠夺”,很多宝贵的中国文物今天反而会不复存在。笔者认为:不能因“善果”而洗白“恶因”;不能将普世真理片面理解成西方善举。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文物贩子等盗掘文物的行为,客观存在。从拿破仑铁蹄下的中东,到探险家铁铲下的中亚,再到美洲殖民者统治下的拉美,无数文物被劫掠到欧美,经过不断的利益交换,其中一些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诚然,有不少文物得到了妥善保管,但其来源的非法性,以及当年以牟利为动机的劫掠行为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更应看到,在少数被“保护”下来的文物之外,有更多遗产在劫掠过程中被毁灭。远的不说,2003年4月的巴格达博物馆的文物被暴徒洗劫一空,主要是因为暴徒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当时的美军没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洗劫,也没有保护这些文物。
一些文物的确被保存了下来,但如果因此为当年的强盗行径唱赞歌,就非常不妥。这就好比多年前一个强盗偷了你家的传家宝,今天你还得感谢他的后代:“要不是你爷爷当年这么做,我今天就看不到它了,谢谢啊!”
既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共同的事业,就不能过度强调西方、东方的区别。中国在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在国际社会共同保护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合作中,中国就已成为主力。中国在茶胶寺的修复工地,是所有参与国中最活跃、最富生气、成效最显著的工地。这并非自吹自擂,而是国际同行的一致评价。
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交融,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维系和充满活力。懂得保护历史,尤其是他人的历史,是一个群体不断迈向文明的标志,这是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家界限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