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别让文化差异干扰中美交往

    中美都应以坦诚的态度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什么，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策略。只有这样，双方才不会被危机所困。

    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中国。回想起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然后再看看今天，中国这么多年来发生的巨变，可谓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胜利。想一想1971年北京的样子，大家可能完全料想不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这的确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梦想。

    国际体系也已完全改变。70年前，联合国的成员不到60个，现在已将近200个。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外交政策热点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地区。而现在，每一个大陆、每一个大洲都发生着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情，影响着彼此。我们一定要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

    不同的地区发生着不同的变革。有些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且，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主权的——比如说亚洲和欧洲。有些地区是处于混乱当中的，同时经历着好几场变革，中东就是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影响着其他的大陆。

    还有一些新挑战，比如网络安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如何同时应对这些挑战？谁要为管理国际事务负主要责任？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响。过去，有一些地区是无法相互联系的，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王朝都是相互孤立的，而现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可以非常便利地建立相互联系，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事态的变化。

    让我来重点谈一谈中美关系。

    人们常说美国是一个守成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两者肯定会发生冲突，要管控这样的冲突是巨大的挑战。但其实，过去1800多年里，中国都不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国家。所以，当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的时候，这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们这些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并不认为中国将自己视做一个崛起的国家。

    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如果能与潜在竞争对手建立这种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也欢迎。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赋予这个概念更多内涵。

    从历史角度看，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崛起的大国和守成大国会陷入冲突，世界各国在互动过程中对问题持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

    然而，从哈佛大学的研究可以看到，过去很多冲突都是依靠军事胜利终结，而在当前，军事手段已行不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战争造成的破坏，或许各国根本就打不起来，这也充分体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我们时代的一个新特征是：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比如说气候变化、卫生方面的一些危机等，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开启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

    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国相对来说是很务实的，把和平看作国家间的一种正常状态，如果有紧张或者潜在冲突出现，就会想办法平息动乱。而中国往往比较有忧患意识，问题发生后就会觉得它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出现。因此，中国看问题的角度和美国是不同的。

    从根本上讲，中美一定要充分到认识合作的重要性，以高效的方式管理好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两国需要在一些日常和长远问题的中间地带找到合作的领域，双方都应以坦诚的态度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什么，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策略。只有这样，双方才不会被危机所困，这也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个人偏好左右，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无论明年的大选谁当选，哪个政党上台，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元素都不会变。中美双方合作的效果、对世界各地冲突的看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影响国际的体系，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40多年前来中国的时候，处理的是双方的分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机遇；40年前，我们要做好的是管控眼前的威胁，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影响整个国际体系，避免危机和冲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说，我们面临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本文是作者3月21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发表的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