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主义兴起：西方“老人政治”的代价

    我们年龄越大，储蓄就越少。储蓄越少，投资就越少。投资越少，经济增长就越慢。“银发游说团”做得越好，对未来的损害就越大。这也是西方“老人政治”的代价。

    对一些人来说，未来将永远在他们身后。然而，如此严重的忧郁情绪在同一时间笼罩大部分西方世界的情况，以前是很少出现的。即使在那些短暂时期（如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期），忧郁情绪也会与危机一同消退。

    如今的悲观情绪尤其令人担忧，原因有两点。首先，经济学并不能完全解释它。在经历5年持续复苏的美国，认为自己的孩子生活会更差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停滞的意大利相同。其次，悲惨主义的兴起恰逢西方最新一轮技术革命，被西方奉为信条的个人自由很少像现在这样大行其道。然而，我们的忧郁情绪似乎仍在加深。西方已经看不清现实了吗？

    人们会忍不住给出肯定的回答。在西方，普通人的寿命变得更长，更少受到战争影响，而且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群体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活着且拥有自由应该是莫大的福气。或许我们向来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许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技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消遣——改变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太能够珍惜眼前的事物。或许是我们对当下公共生活的质量如此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最佳解释。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把我们的焦虑归咎于他国的崛起。在许多关于全球态度的调查中，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比西方人更乐观。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对未来感到乐观是有道理的。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发展中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起点很低，只有灾难可以阻止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过，将西方的悲观情绪归咎于此过于牵强。日趋全球化的经济对每个人都应该利大于弊，应当使人更加快乐。何况，当今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为模板，民主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没有对手。

    那么，西方到底是怎么了？答案看上去很简单：我们正在变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长期的停滞。日本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其他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缓慢，放缓的持续时间也更为漫长。但这只是个程度问题。我们年龄越大，储蓄就越少。储蓄越少，投资就越少。投资越少，经济增长就越慢。现代技术应该提供解决方法。我们的寿命更长，我们就应该工作更久。然而，政治构成了阻碍。

    经济产出越少，我们在预算上就争吵得越厉害。从西班牙到加拿大，老年人一直在财政战争中占上风。法国的出生率高于多数欧洲国家，但它分配给老年人的资源高出了平均水平。奥朗德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诺将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2岁恢复到60岁。在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已经决定，国家养老金完全不受社会福利开支上限制约。在美国，老年医疗保险计划以及社会保障计划的相关开支占联邦预算的比例逐年上升。哪个政党都不敢去碰退休年龄——当前为65岁，往后只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延长。

    “银发游说团”做得越好，对未来的损害就越大。这将一如既往地引发反政治浪潮。在现实中，批评的矛头就会指向移民。茶党、法国国民阵线以及英国独立党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惯于寻找替罪羊。这些政党不太可能直接掌权，但他们会对能够纠正劳动者与领取养老金者比例下滑趋势的人，起到致命的阻碍作用。一个关键的补救措施是增加移民。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恰恰是反政治浪潮的核心目标。这也是西方“老人政治”的代价。

    除了财政，我们还要付出其他代价。提出“第三世界”一词的法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担忧，西方将变成“一个老人住在旧房子里、反复琢磨旧观念的社会”。这话或许有些道理。如今去观看滚石乐队的表演还不过时，但人们难免会注意到，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即便他们的同辈（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仍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

    当然，不是每一位养老金领取者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已影响到所有年龄群体。但作为一个群体，婴儿潮一代从来都是赢家。看来，他们会保持这个纪录，直到离世。他们之后的一代人可能不会这么幸运。民意调查显示，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一样担忧未来。这种担忧或许伴随着内疚。如果说西方整体上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一个必然相关的事实是，对许多人来说，好日子的确结束了。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本文有删节）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