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基因 现代人的心病

    当不愿改变的遗传基因遭遇飞速变迁的社会文化，诸多“现代病”便开始生根发芽。

    通过对人类演化史的了解，我们发现，许多在狩猎采集时期用来应付间歇性危机的机制，今日则因现代生活带来近乎持续的压力而异常运作，导致越来越多的“现代病”。易言之，祖先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改变，今日会给你我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这种场合，“天择”动作迟缓，以至于当我们面对文化演化所造成的改变时，它来不及自我调整。

    嗜吃如命

    一个格外鲜活的例子是：自狩猎采集社会演化而来的食物偏好，在被汉堡、可乐、热狗与巧克力棒污染的环境当中并不适宜。

    不难想见，上古人类尽情享用高热量食物的机会相当稀少。因此，拥有把食物快速转化为脂肪的能力是非常有利的；能获得高热量食物的人，更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并繁衍后代。所以，在原始族群中，擅长把握极少的、大吃高热食品的机会的基因，理应更受青睐。这也就解释了，对当今的我们来说，为什么所谓垃圾食品依然属于“超理想刺激”。

    一块又肥又嫩的牛排，淋上一层厚厚的奶油蘑菇酱，或是一客热焦软糖圣代，再撒上一层麦芽奶粉，都足以构成“超理想刺激”，犹如长尾雄鸟吸引雌鸟一般。基因令我们在面对美食时不能自已，而环境的改变（食物供应的极大丰富）则令这种倾向引起的风险大增。所以，至少在生物演化痕迹这方面，人类在饮食过度丰盛的问题上有迹可循。

    当然，对食物的偏好也会经历文化演化的过程，寿司餐厅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激增的同时，麦当劳与肯德基也在加速入侵东京；令人欣慰的是，不管基因怎么说，如今的我已不再吃焦糖圣代了，也很少饕餮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菜品。这说明，文化疗法对暴饮暴食有效。

    过度消费

    从更广的层面看，天性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大都牵涉人类的“物欲”，除了伴侣和美食，其他事物的取得，是否也存在遗传了千百万年的演化偏好呢？

    就拿过度消费来说，并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有“消费基因”存在，倒是证明文化压力施加影响的证据比比皆是——毕竟，消费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后，花钱越多越能带来满足感。对美国人而言，这一目标已在20世纪中叶初步达成；此后，尽管人均收入在1975年至1992年间增长了一倍，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人口比例没有太大变化。日本的情况也类似。

    就收入与消费而言，我们的满足感基本上来自于将自身和他人的地位相比较。由此想来，多数美国人和日本人，应该都想在和邻居们唠嗑时让自己高人一头吧。正如神经学家所言：“福利探测器也是差距探测器。”我们对福利状态的感觉，绝大部分基于我们所感受到的、与他人的差异，由此，才有了将“不比熟人富裕”称作相对损失的经济学论述。

    这种观念和另一个想法不谋而合：人类大脑演化的动力，来自社会团体成员竞争及合作的需要。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萧尔称之为“竞争欲”。通常来说，广告商花大笔金钱吸引我们的眼球，以及电视在我们以视觉为导向的心灵上投下重重倒影，都会增强这种竞争欲。这也反过来说明，看似无法被节制的消费狂热，或许可以借助某种文化工具得到约束。

    官僚主义

    第三个让我们时常要应付演化痕迹的领域，是与官僚主义的摩擦。人类学家指出，官僚主义必然失败，原因在于其中没有人性的成分：“官僚主义是人类的发明，但它是自我矛盾的，正如人类具备了智慧和语言后，就能成为自己的训练师。”官僚主义的目的原本在于排除徇私、裙带关系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因素，即排除人性，代之以机械般刻板的标准。

    然而，这在必须与官僚打交道的人和官僚自己身上形成了压力。因为，漫长的演化过程，已经让人类成为偏袒近亲的情感动物。即便能暂时创造出无视演化力量的乌托邦，要想维持它依然难比登天；在这方面，墨守成规是官僚主义失败的根源，不仅妨碍原定目标的实现，而且常常演化为贪污腐败。就像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做的那样，裙带关系在官僚主义的外衣下兴风作浪；至于那些与官僚无亲无故却又必须与之周旋的人，则因此深受其害。

    换个角度看，这也表现出人性中弹性的一面：为了让他们的组织顺利运行，或是为了与亲朋维持良好的关系，许多现实中的官僚都乐意便宜行事，甚至搞出些“潜规则”来。

    □节选自《人类的天性》。金城出版社2014年10月。主副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