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好时代一去不复返

    萨缪尔·约翰逊曾说，厌倦了伦敦就厌倦了人生。我真希望人们不要老把这话挂嘴边。这句话在200年前管用，倘若这位作家还活着，恐怕他不会说出同样的话了。看过了房地产代理商的网页后，他大概会转身就走，立刻逃回斯塔福德郡。

    在约翰逊的时代，伦敦人不必等40分钟，才能夹在陌生人的胳膊间挤上地铁。这正是我们每天经历的挣扎，潮水一般拥堵的人群令人作呕。那些权贵者将我们讽刺为“南伦敦人”，即便有些“南伦敦人”的身价，比撒上金粉，用装饰着钻石的白金圆盘装盛的松露昂贵一些。

    他不会被行李箱的轮子碾到脚趾，也绝不会在被骑自行车闯红灯的人撞倒后咒骂。要是约翰逊博士光临今日的伦敦，他一定会感到精疲力竭。要是他梦游般地闲庭漫步，想要慢慢踱到维多利亚车站，路上的行人会对他大喊大叫，他们会用手肘将他推出人行道，每个人都狂奔着冲向吞噬人潮的地铁。

    要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没人喜欢伦敦，特别是不幸住在其中的人。人们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住在城里的人都是都市精英。我们走在城市街道上好像头上顶着某种特权光环，我们昂首挺胸因为我们恰巧住在某所不错的博物馆或者首相府附近。对于那些不必使用公共交通、周末还能自驾到周边的乡下度假的人，伦敦确实不错。但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只能努力挣扎着在一个想尽各种办法要把我们挤走的城市生存下去。

    找个伦敦人问问，他最喜欢这个城市哪一点,他可能会列出清单，告诉你他不喜欢这座城市的地方：劣质的公共交通，周末还停运；服务态度粗鲁是常态；傻到家的游客总是在假期来这儿旅游。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我讨厌这里。慢慢地，连我的家人也被迫搬离，在象堡区买一套两卧室公寓的钱，可以在德文郡买一整套庄园。我多数朋友也都搬走了。我们的首都变得如此偏颇，通过裁员和降薪提高这里的生活水准。

    当得知三十几岁的人正在前所未有地逃离伦敦城时，我丝毫不吃惊。根据最新的国家数据，从2012年6月到2013年6月，有58220名介于30到39岁之间的居住者离开了首都，相比2010年增长了10个百分点。这些人不都是为了乡村新鲜的空气而逃离竞争激烈的城市。很多人搬到了稍微小一些的城市，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诺丁汉和利物浦，在那儿找到了伦敦无可比拟的乐趣。他们不愿意再自欺欺人地相信伦敦是这个国家唯一拥有博物馆和文化的地方。

    那些家有小儿、疲于奔命的中年人驾车离开伦敦情有可原，因为这座城市从来都是属于那些年轻的、精力充沛而生机勃发的年轻人。但我22岁的弟弟跟我说，他的很多同龄人也决定要到别的地方谋求发展。在首都，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对他们而言，这个城市已被上层富人独占，那些富得流油的银行家、寡头政客和社会名流甚至将老肯特路变成了公园巷。

    过不了多久，伦敦就会变成一个只有富人和游客青睐的游乐场。这让我感到感伤，但也坚定了我搬走的决心，只要我的一居室小公寓能在市场上出手我就立刻撤离。去年温斯·凯伯把首都描述“抽干生命的巨型抽吸机”，这个比喻有其道理，在经年累月的吸取后，统计数据显示，伦敦最终还是要有所偿还的。

    □英国《每日电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