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首噩梦开始之前
恐怖主义分子对西方记者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
博主 Jeffrey Goldberg 译者 陈荣生
《
青年参考
》（
2014年12月03日
39
版）
阶段一：记者与恐怖分子的“交易”
2000年春，我在一个塔利班学院生活了一个月。该学院的校长名叫沙缪尔·哈克，是一位满脸皱纹、大胡子、经常光脚丫的人，据说是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密友。我简直不相信他会同意我出现在他的学校，我对自己的意图是坦诚的：写一部关于为塔利班和基地作战的普什图族年轻男性宗教教育的作品。
其实，哈克也迫切希望让我理解他们的工作。在我们首次会谈期间，他甚至尝试做一种粘合。“问题不在我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他说，“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唯一敌人是犹太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
“我是犹太人。”我说。
他顿了一下。“嗯，”他说，“非常欢迎你来这里。”
我在该学院住下后不久，访问了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隶属于虔诚军，2008年震惊世界的孟买大屠杀就是该组织所为。
我的宗教话题深深吸引了该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排犹，但是很客观。他对犹太人的抽象厌恶被实用的好奇心战胜了。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又带来了另外一位朋友。我们就几个话题展开了交谈——本·拉登的事业的假定正义，克林顿的“背叛”——但我们的焦点逐渐收窄到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
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憎恨犹太人和美国人了。有一次，我采访了卡里尔——当时称为圣战者运动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卡里尔和本·拉登共同签署了1998年的追杀令，呼吁捕杀美国人和犹太人。他给我上了茶，然后对我说，他会很开心地使用核武器灭掉穆斯林的敌人。
我瞥见了一种叛逆而秘密的亚文化，对此我很高兴，因为一位记者的最深层次的需要是看到关闭着的大门背后的东西。作为交换，我会告诉西方人有关卡里尔及其信仰的事情。我对他给出的信息感到震惊，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它的恐怖。但卡里尔认为他是在做善事，他想让全世界庆祝他的哲学。那时，该交易对我们双方都行得通。
阶段二：杀记者被看做“意外”
我1998年春认识德克斯特时，正是本·拉登发出追杀令之后几个月。在阿富汗工作的西方记者都没有把追杀令当真，至少不认为跟他们切身安全有关。“我曾经告诉人们，作为一名美国新闻机构的记者，我们就像披着盔甲，”德克斯特回忆道，“那里的人就是不追捕美国记者。”
“9·11”并不是伊斯兰圣战主义者与记者的决裂。2002年1月，巴基斯坦的极端分子决定绑架《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这个决定代表了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思想的转变。对这些绑匪来说，珀尔不是对外部世界的一个信使，而是他那些同胞异教徒的替罪羊。谋杀成了他们的信息。
丹尼尔是首位向我提供巴基斯坦极端分子组织重要人物电话号码的记者。他很大方，也很小心，但却很不走运。甚至在他被杀后，我还说服自己这只是意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异常的现象，”德克斯特说。“在他被害之后，我仍然在巴基斯坦乘出租车去部落区。你可以进入到非常危险的地区，受到伤害的几率非常小。”
阶段三：极端分子不再需要记者
今天，想要找出伊斯兰圣战者的西方记者就是在找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IS对詹姆斯·弗利和史蒂文·索特罗夫（译者注：两人都是美国记者）的斩首，就是有说服力的论据。
重要的原因是宣传机制本身。极端分子不再需要我们了。14年前，我在塔利班神学院时，其管理层开了一个网站，我记得我被这事逗乐了。我真不应该那样做。现在再也不需要中间人了，记者已经被YouTube和Twitter所取代。当我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目标。
三年前，德克斯特和我再次到了巴基斯坦，入住伊斯兰堡的无名旅店。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巴基斯坦有很多人想着报复，大旅馆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当时，我负责报道巴勒斯坦核武的安全，德克斯特负责调查一位显然是被特工谋杀的巴基斯坦记者的案件。这两个专题都是危险领域。我被跟踪，德克斯特的电话被监听。我每次回到旅店，都能看出有陌生人进过我的房间。一天，我接到一个来电，自称是一家主要的乌尔都语日报的记者。“我们获悉你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想在头版对你进行报道。”他说。
这样一篇文章会让我被杀掉。这位记者的来电代表着特工部门的邀请，即请我立即离开巴基斯坦。我立即去敲德克斯特的门。是时候该走了，我说。坐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们发现德克斯特的签证已经过期了。我们站在候机楼外面的一棵树后，用记号笔修改他的护照。特工局没有阻碍我们离境。
阶段四：外界不再知道那些地区发生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则。在伊朗，西方记者通常是受欢迎的，但有时候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会被逮捕。在加沙，哈马斯既渴望记者观察以色列空袭造成的破坏，也严厉拒绝记者采访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袭击的火箭部队。在黎巴嫩，真主党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媒体关系运作方式，其中部分就是为阻碍独立报道而制定的。
我不再与伊斯兰团体有很多联系。甚至那些对记者来说不应该危险的地方也变得危险了。穆斯林国家正在成为禁区，它的后果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不会消失；然而，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局限了。
有一次，在埃及南部的明亚市，一位萨拉菲派牧师为圣战辩护。我冲动地问：“那为什么你不亲自去杀死那些异教徒呢？你在等什么呢？”我没说出口的话是：我的喉咙就在这里。
他坦白地回答：“一切都是按计划发生的。”换言之：那是迟早的事。
年轻的记者们有时会来找我讨要在中东地区工作的建议。过去，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好主意：存一点钱，去学阿拉伯语，做某份报纸的特约记者，捕捉大新闻，你就会过上一种有趣的生活。史蒂文·索特罗夫就来找我讨要过建议。如果现在让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到其他地区去。
博址 http://www.theatlantic.com
阶段一：记者与恐怖分子的“交易”
2000年春，我在一个塔利班学院生活了一个月。该学院的校长名叫沙缪尔·哈克，是一位满脸皱纹、大胡子、经常光脚丫的人，据说是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密友。我简直不相信他会同意我出现在他的学校，我对自己的意图是坦诚的：写一部关于为塔利班和基地作战的普什图族年轻男性宗教教育的作品。
其实，哈克也迫切希望让我理解他们的工作。在我们首次会谈期间，他甚至尝试做一种粘合。“问题不在我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他说，“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唯一敌人是犹太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犹太人。”
“我是犹太人。”我说。
他顿了一下。“嗯，”他说，“非常欢迎你来这里。”
我在该学院住下后不久，访问了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隶属于虔诚军，2008年震惊世界的孟买大屠杀就是该组织所为。
我的宗教话题深深吸引了该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排犹，但是很客观。他对犹太人的抽象厌恶被实用的好奇心战胜了。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又带来了另外一位朋友。我们就几个话题展开了交谈——本·拉登的事业的假定正义，克林顿的“背叛”——但我们的焦点逐渐收窄到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
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不憎恨犹太人和美国人了。有一次，我采访了卡里尔——当时称为圣战者运动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卡里尔和本·拉登共同签署了1998年的追杀令，呼吁捕杀美国人和犹太人。他给我上了茶，然后对我说，他会很开心地使用核武器灭掉穆斯林的敌人。
我瞥见了一种叛逆而秘密的亚文化，对此我很高兴，因为一位记者的最深层次的需要是看到关闭着的大门背后的东西。作为交换，我会告诉西方人有关卡里尔及其信仰的事情。我对他给出的信息感到震惊，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它的恐怖。但卡里尔认为他是在做善事，他想让全世界庆祝他的哲学。那时，该交易对我们双方都行得通。
阶段二：杀记者被看做“意外”
我1998年春认识德克斯特时，正是本·拉登发出追杀令之后几个月。在阿富汗工作的西方记者都没有把追杀令当真，至少不认为跟他们切身安全有关。“我曾经告诉人们，作为一名美国新闻机构的记者，我们就像披着盔甲，”德克斯特回忆道，“那里的人就是不追捕美国记者。”
“9·11”并不是伊斯兰圣战主义者与记者的决裂。2002年1月，巴基斯坦的极端分子决定绑架《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这个决定代表了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思想的转变。对这些绑匪来说，珀尔不是对外部世界的一个信使，而是他那些同胞异教徒的替罪羊。谋杀成了他们的信息。
丹尼尔是首位向我提供巴基斯坦极端分子组织重要人物电话号码的记者。他很大方，也很小心，但却很不走运。甚至在他被杀后，我还说服自己这只是意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异常的现象，”德克斯特说。“在他被害之后，我仍然在巴基斯坦乘出租车去部落区。你可以进入到非常危险的地区，受到伤害的几率非常小。”
阶段三：极端分子不再需要记者
今天，想要找出伊斯兰圣战者的西方记者就是在找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IS对詹姆斯·弗利和史蒂文·索特罗夫（译者注：两人都是美国记者）的斩首，就是有说服力的论据。
重要的原因是宣传机制本身。极端分子不再需要我们了。14年前，我在塔利班神学院时，其管理层开了一个网站，我记得我被这事逗乐了。我真不应该那样做。现在再也不需要中间人了，记者已经被YouTube和Twitter所取代。当我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目标。
三年前，德克斯特和我再次到了巴基斯坦，入住伊斯兰堡的无名旅店。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巴基斯坦有很多人想着报复，大旅馆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当时，我负责报道巴勒斯坦核武的安全，德克斯特负责调查一位显然是被特工谋杀的巴基斯坦记者的案件。这两个专题都是危险领域。我被跟踪，德克斯特的电话被监听。我每次回到旅店，都能看出有陌生人进过我的房间。一天，我接到一个来电，自称是一家主要的乌尔都语日报的记者。“我们获悉你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想在头版对你进行报道。”他说。
这样一篇文章会让我被杀掉。这位记者的来电代表着特工部门的邀请，即请我立即离开巴基斯坦。我立即去敲德克斯特的门。是时候该走了，我说。坐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们发现德克斯特的签证已经过期了。我们站在候机楼外面的一棵树后，用记号笔修改他的护照。特工局没有阻碍我们离境。
阶段四：外界不再知道那些地区发生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则。在伊朗，西方记者通常是受欢迎的，但有时候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会被逮捕。在加沙，哈马斯既渴望记者观察以色列空袭造成的破坏，也严厉拒绝记者采访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袭击的火箭部队。在黎巴嫩，真主党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媒体关系运作方式，其中部分就是为阻碍独立报道而制定的。
我不再与伊斯兰团体有很多联系。甚至那些对记者来说不应该危险的地方也变得危险了。穆斯林国家正在成为禁区，它的后果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不会消失；然而，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能力却越来越局限了。
有一次，在埃及南部的明亚市，一位萨拉菲派牧师为圣战辩护。我冲动地问：“那为什么你不亲自去杀死那些异教徒呢？你在等什么呢？”我没说出口的话是：我的喉咙就在这里。
他坦白地回答：“一切都是按计划发生的。”换言之：那是迟早的事。
年轻的记者们有时会来找我讨要在中东地区工作的建议。过去，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好主意：存一点钱，去学阿拉伯语，做某份报纸的特约记者，捕捉大新闻，你就会过上一种有趣的生活。史蒂文·索特罗夫就来找我讨要过建议。如果现在让我提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到其他地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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