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清理印度人的垃圾？

    据说，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塑料小岛。据说，伦敦下水道里掏出了个巨大的油脂垃圾球。但要说肉眼可见的脏，印度是举世无双的。印度的脏实在太明显，脏到许多印度人去美国后——哪怕是纽约——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大峡谷或大都会博物馆，而是那里的街道多么干净。

    这是因为印度的脏让你无处逃避。我生活的城市孟买约有2000万人。有一个统计数据是我们每人每天产生630克垃圾——那就意味着每天1260万吨垃圾。孟买同时也是印度最富有的城市，三分之一的国家所得税收入来自这里。越有钱，产生的垃圾越多。

    这还只是我们看到的垃圾。一位医生告诉我，她没办法准确测量病人的维生素B水平，因为自来水的粪便污染对数据的影响实在太大。这座城市的19世纪下水管道经常紧贴着水管，而且两条管道都千疮百孔，学过点化学的人都知道，用一个长满小孔的东西把两种不同浓度的液体分隔开，剩下的事交给渗透效应就行了。

    印度现在有了自己的清洁行动，由新上任的总理提出。这是件大好事。谁也无法否认清洁是好事。“干净仅次于虔诚。”我祖母这么跟我母亲说过。“那还是选虔诚吧。”我母亲会这样回答，手上的烟继续往地上掉着烟灰。没人站在祖母那一边。我们会认为，我们印度人是爱干净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会每天洗澡，因为经文里是这样要求的。我们的家每天都要洒扫清洁，城里的中产阶级会把隔夜的饮用水倒掉，因为“不新鲜”。但那是在私人领域。

    在公共领域，我们一贯很差劲。阿瑟·库斯勒曾说，呼吸孟买的空气就像是“在我的头上裹了一块臭烘烘的湿尿布”。我最近刚去过德里，觉得呼吸那里的空气像脑袋卡在了卡车排气管里。成百上千的部长、官吏和员工坐着成百上千辆汽车在城市里穿行，每个人都单独坐一辆车，配一个司机，每个人都在哀叹堵车之严重，每个人都抱怨空气质量，却没人会承认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1901年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印度国大党会议上，被我们尊称为国父的圣雄甘地惊讶地看到，代表住宿地的厕所被代表们弄得污秽不堪，以致无法使用。然后他们把一个凉台变成了露天厕所。年轻的甘地指责了他们，但他们说，清洁厕所是清洁工的事。

    印度的清洁工从事这份工作并非个人选择。他们生来就是清洁工，而且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奢望。他们是印度社会的弃儿，过去被称作“贱民”，他们是隐形人。后来，甘地开始把他们叫做“神的子民”。此后，他们又称自己是达利特人、破碎的人或被压迫的人。“保留政策”——印度宪法规定的平权措施——可能已经帮助许多达利特人成为了医生、律师或工程师，但在印度清理厕所的人主要还是达利特人。（当你在印度的火车上方便时，排泄物会落在铁轨上。火车经过后会有人清理，他们通常是达利特人。）打扫卫生永远是别人的工作。

    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物品。那应该把它们放在哪里呢？我们有处理垃圾的政策，但没有得到实施。尽管孟买政府要求居民把垃圾分成干湿两类，市政工人通常会把所有垃圾混合在一起，装进一个大垃圾桶里。

    印度现在还有捡破烂的和收废品的人。他们收购旧报纸、瓶子，以及一切你不想要的东西。有些东西会被回收利用。在城市收购的旧衣服会卖给农村人。旧电器被翻新，重新在市场上出售。光盘被画上了宗教符号，挂在汽车里。我们不断回收和升级再造。

    不过，我们已经跟不上趟了。由于全球化的恶果，有太多东西被制造出来。塑料曾经是舶来品，人们曾带着庄严的仪式感来收集和交换塑料袋。197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可以用粉笔在石板上简单地演算。我们会用铅笔写课堂笔记，而且时不时被要求把它们擦掉，重复利用这个本子。在每个学年结束时，我们把还没用过的页撕下来，装订起来当做“演草本”。现在，没有哪个孩子会使用这种本子了。我们变得更加富裕，更加注重时尚，也更脏了。

    我还记得姐姐的朋友爱丽丝以及她对万宝路的男广告演员的迷恋，那大约是在1978年到1981年间。爱丽丝的表亲在航空公司工作，有一次，他用一个塑料袋给家人带了一些东西，塑料袋上就印着万宝路男广告演员的硬朗形象。这个袋子爱丽丝用了好几年，大学时还曾用它装书。有一天，我去她家，看见她母亲正在缝纫机上工作。原来是袋子的接缝处开了，她正在缝补。换在今天，这个袋子可能已被扔进垃圾堆或被丢弃在马路边上了。它早就成了别人的责任。

    作者是《埃姆和大个子胡姆》一书的作者。

    □摘自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