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鲁贝尔：我画了柏林墙上的“兄弟之吻”
译者 温莎
《
青年参考
》（
2014年11月19日
41
版）
 |
重绘柏林墙上的“兄弟之吻” |
 |
德米特里·弗鲁贝尔 |
冷战时期，俄罗斯艺术家德米特里·弗鲁贝尔在柏林墙上创造了经典涂鸦——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这对“社会主义兄弟”热吻的画面。在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他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回忆了两次创作时的情形。
问：你还记不记得1989年11月9日？
答：当然，我在那之后就离开了柏林。我和朋友开着伏尔加牌汽车从巴黎前往莫斯科。因为朋友在西德买了台电脑，而将电脑带到东德是违法的，所以他坚决不愿跨过柏林的边境线。此外，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有游行示威活动，担心电脑会被没收，所以绕过了柏林。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的未来会与柏林墙紧密相连。
问：柏林墙的倒塌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意义？
答：这个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它实际上就是一堵墙。我在苏联生活了29年，已经被熏陶成“苏维埃人”。但巧合的是，我艺术生涯值得纪念的时刻，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合。坦率地说，相比世界发生了什么，我对自己的生活更感兴趣。
问：那你为什么会产生在柏林墙上涂鸦的想法？
答：我在巴黎偶遇的女孩到了莫斯科，她给了我一张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接吻的图片，然后说，“这看上去太酷了，你得画这个。”那是张令人心生厌恶的图片，我几乎想把它扔了，但惯性思维令我开始思考是否能以艺术的形式保存它，而且这张照片不知何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将它画在了纸上，被一个朋友看到，他说，“你要能将它画在柏林墙上就好了。”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们笑笑就忘了。后来，亚历山大参观了我的工作室，他从柏林而来，希望寻找苏联的先锋艺术家参与东德的首次艺术展览。我们相谈甚欢，1990年4月，他正式邀请我去柏林。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兄弟，我们有墙！”
问：你对柏林墙和柏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第一次看到柏林墙时，我为它的高度感到惊讶——墙太矮了。想象中，柏林墙应该是一堵真正的“城墙”，应该看上去像防御工事。说点题外话，我觉得这是东德的失误，他们应该将墙建到50米，这样从西德就一点都看不到这边的情形了。
我到的时候，墙上已经有一些涂鸦了，人们将那里称为“东侧画廊”。那段时期相当混乱，墙附近有边境警卫。他们不让我进入西柏林，但是给我画画的水，没人宣布墙的所属权，也没人知道它属于哪一边。西德说柏林墙与他们无关，东德国防部说墙不是他们建的。
一些苏格兰女孩帮助画家们处理许可的问题——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女孩递给我一份合同。我签了它，直到5年后，我才看到上面写着，艺术家放弃了对作品的所有权。
问：然后你就立刻动手画了吗？
答：还没有，那个苏格兰女孩说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涉及政治，需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我曾被告知，西柏林参议院和西德政府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看到墙上有这幅画，会拒绝让东西德统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但他们最后还是允许我画了。
作品完成后，我自豪地回到莫斯科，告诉人们我曾在柏林墙上涂鸦，但所有的艺术家朋友都说，“你这个白痴，那堵墙一个月之后就倒了，如果你想在墙上涂鸦，可以在莫斯科画。”
但我还是特别想在柏林墙上画画，特别是那幅接吻的作品，画里面有一名德国人和一名苏联人，与柏林墙的两边吻合，但其意义又相反：画中代表了爱，而柏林墙隔开了两个世界——这是完美的反差。
当你在户外画一些大型作品时，你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人们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本能反应，你会希望每个看到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哇！”我也期待这样的赞扬，当然，当时的我并没想到这幅画在25年后会被视为柏林墙的象征。
问：那你什么时候被承认是这幅涂鸦的原创者，又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这幅作品已经成为柏林墙的象征？
答：我第一次在柏林墙以外看到这幅作品，是在早期的西德杂志《做个苏维埃人》中，而“作为苏维埃人”，那段时期，我没有从这幅画中获得任何收益。
多年来，我过着自己的生活，继续画画。在本世纪初，从德国回来的人开始带一些纪念品，冰箱贴、马克杯上都画着这一吻，它已经不止在东侧画廊出售，而是在整个城市。它开始成为一个符号，一幅标志性的作品。
2009年，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我听到电视上说墙上的画将要恢复，我知道是时候做些什么了。但无论是资金还是墙的形状，对复原来说困难重重。我还清楚地记得2009年3月，我走过柏林墙，看到这幅涂鸦消失时的场景，我的状态糟糕极了。
我拍了一些照片，想办法通过报纸让德国人注意到“兄弟之吻”已不存在了。德国人反响强烈，他们说，“嘿，伙计。是不是有人将我们的历史抹去了？”
直到那个时刻，我才清晰地认识到，这幅画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柏林的一部分，连续3天都有记者采访我。最终我开始重绘，因为这是重要的记录——不只对我，也对柏林。
博址 http://calvertjournal.com/
冷战时期，俄罗斯艺术家德米特里·弗鲁贝尔在柏林墙上创造了经典涂鸦——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这对“社会主义兄弟”热吻的画面。在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他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回忆了两次创作时的情形。
问：你还记不记得1989年11月9日？
答：当然，我在那之后就离开了柏林。我和朋友开着伏尔加牌汽车从巴黎前往莫斯科。因为朋友在西德买了台电脑，而将电脑带到东德是违法的，所以他坚决不愿跨过柏林的边境线。此外，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有游行示威活动，担心电脑会被没收，所以绕过了柏林。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的未来会与柏林墙紧密相连。
问：柏林墙的倒塌对你而言是否有特殊意义？
答：这个问题，我真的无法回答，它实际上就是一堵墙。我在苏联生活了29年，已经被熏陶成“苏维埃人”。但巧合的是，我艺术生涯值得纪念的时刻，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合。坦率地说，相比世界发生了什么，我对自己的生活更感兴趣。
问：那你为什么会产生在柏林墙上涂鸦的想法？
答：我在巴黎偶遇的女孩到了莫斯科，她给了我一张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接吻的图片，然后说，“这看上去太酷了，你得画这个。”那是张令人心生厌恶的图片，我几乎想把它扔了，但惯性思维令我开始思考是否能以艺术的形式保存它，而且这张照片不知何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将它画在了纸上，被一个朋友看到，他说，“你要能将它画在柏林墙上就好了。”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们笑笑就忘了。后来，亚历山大参观了我的工作室，他从柏林而来，希望寻找苏联的先锋艺术家参与东德的首次艺术展览。我们相谈甚欢，1990年4月，他正式邀请我去柏林。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兄弟，我们有墙！”
问：你对柏林墙和柏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第一次看到柏林墙时，我为它的高度感到惊讶——墙太矮了。想象中，柏林墙应该是一堵真正的“城墙”，应该看上去像防御工事。说点题外话，我觉得这是东德的失误，他们应该将墙建到50米，这样从西德就一点都看不到这边的情形了。
我到的时候，墙上已经有一些涂鸦了，人们将那里称为“东侧画廊”。那段时期相当混乱，墙附近有边境警卫。他们不让我进入西柏林，但是给我画画的水，没人宣布墙的所属权，也没人知道它属于哪一边。西德说柏林墙与他们无关，东德国防部说墙不是他们建的。
一些苏格兰女孩帮助画家们处理许可的问题——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女孩递给我一份合同。我签了它，直到5年后，我才看到上面写着，艺术家放弃了对作品的所有权。
问：然后你就立刻动手画了吗？
答：还没有，那个苏格兰女孩说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涉及政治，需要和其他人商量一下。我曾被告知，西柏林参议院和西德政府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看到墙上有这幅画，会拒绝让东西德统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但他们最后还是允许我画了。
作品完成后，我自豪地回到莫斯科，告诉人们我曾在柏林墙上涂鸦，但所有的艺术家朋友都说，“你这个白痴，那堵墙一个月之后就倒了，如果你想在墙上涂鸦，可以在莫斯科画。”
但我还是特别想在柏林墙上画画，特别是那幅接吻的作品，画里面有一名德国人和一名苏联人，与柏林墙的两边吻合，但其意义又相反：画中代表了爱，而柏林墙隔开了两个世界——这是完美的反差。
当你在户外画一些大型作品时，你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人们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本能反应，你会希望每个看到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哇！”我也期待这样的赞扬，当然，当时的我并没想到这幅画在25年后会被视为柏林墙的象征。
问：那你什么时候被承认是这幅涂鸦的原创者，又是什么时候认识到这幅作品已经成为柏林墙的象征？
答：我第一次在柏林墙以外看到这幅作品，是在早期的西德杂志《做个苏维埃人》中，而“作为苏维埃人”，那段时期，我没有从这幅画中获得任何收益。
多年来，我过着自己的生活，继续画画。在本世纪初，从德国回来的人开始带一些纪念品，冰箱贴、马克杯上都画着这一吻，它已经不止在东侧画廊出售，而是在整个城市。它开始成为一个符号，一幅标志性的作品。
2009年，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我听到电视上说墙上的画将要恢复，我知道是时候做些什么了。但无论是资金还是墙的形状，对复原来说困难重重。我还清楚地记得2009年3月，我走过柏林墙，看到这幅涂鸦消失时的场景，我的状态糟糕极了。
我拍了一些照片，想办法通过报纸让德国人注意到“兄弟之吻”已不存在了。德国人反响强烈，他们说，“嘿，伙计。是不是有人将我们的历史抹去了？”
直到那个时刻，我才清晰地认识到，这幅画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柏林的一部分，连续3天都有记者采访我。最终我开始重绘，因为这是重要的记录——不只对我，也对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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