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

    成为美国驻华大使而广为人知前，司徒雷登的另一个身份是燕京大学的主要缔造者。在回忆录中，他借对那段办学经历的描述，阐释了自己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看法。

    燕京大学，是美国对华传教大工程的一部分。不过我认为，它固然要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也得远离那些枯燥无味的说教，更不能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这样那样的宗教活动。我还希望，它不要对基督徒有任何优惠，更不应该歧视和惩罚校内的无神论者。不管怎样，燕京大学应该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传授它应该传授的真理。

    燕大的教学研究绝对是高标准高质量的，除了尽量给教师留出自由空间，让他们发挥才干，我几乎什么也没插手。当然，我确实很想帮他们改善一下英语教学，以便学生们更方便地将西方的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中。燕大的学生都应当有能力用两种语言听课，教师也可以自由选择授课时的语言，不需要任何翻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

    19世纪的西方，早已崇尚科学而摒弃宗教，但这种观念很晚才传到中国。燕大属于基督教大学，但所有在这里工作的教师，都不觉得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多少矛盾，何况，燕大在科研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的自然科学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结成了同盟。某种意义上，我们就相当于医学院的预科，要想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医学院读一年就可以了。

    护士预科的课程也类似。刚开始，协和医院希望吸纳一些高学历的护士，而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上过大学的女子不应该当护士，因为护士只是被使唤的“下人”。与燕大合作后，这种状况很快改变了：学校被注入了新鲜血液，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白衣天使的行列。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很久之前就打算开办一门有关皮革鞣制的课程，只是担心，大多数中国文人都不乐意做这种又脏又累的体力活儿，生怕在同学面前丢脸。可是，这门课程真正办起来之后，我们却忽然发现，大批优秀的学生在这方面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我一直认为，中国照搬美国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是极大的错误，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应该由教会大学承担——很多上大学的人仅仅是为了学英语而来的。实际上，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前两年糅合在一起，或许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

    还有新闻学，也是我一直热衷的科目。在彼时的中国，报业发展方兴未艾，新闻业却刚刚开始起步，急需高素质的记者及对其职业道德的塑造。因此，燕大新闻系创立之初，就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有一段时间，“中央社”常驻所有大国首都的代表，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将日本人赶走后，中国本土的报社里更是随处可见我们的学生。

    初到北京，我的脑袋里便塞进了一大堆想法。其中最明确的一点，就是这所大学一定要融入中国社会，切断与西方的特殊关系，抵抗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我们需要的只是和中国人平等共处，彼此分享交流。我认为，传教活动和帝国主义应该分开，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住一样的房子，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

    当时，这样的观念被视为激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燕大在教育部注册，受后者全权监管。我主动去和当权者打交道，与很多大人物成了朋友。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为燕大捐献了大量资金。随着他们对燕大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也成功融入了中国社会。

    我的目标是让燕大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这就需要中国人在教育、行政、财务和其他方面都起到领导作用，最终，西方人的作用将成为回忆。中国的道德哲学在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当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我的理想并不抵触，但我还是不希望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救国的惟一出路。燕大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让学生们的无穷活力得到激发，并成为世界各国友好的象征。至于它的“出身”问题，同样不应该被尘封起来，而是应该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帮助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报效祖国。

    节选自《原来他乡是故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