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幻剂不是提升心智的灵丹妙药

    受文化相对性影响，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依靠致幻剂之类的物理化学手段拓展所谓意识领域的做法，不仅有悖社会道德，也缺少科学根基。

    “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让下一代懂得，哪些事物值得尝试，哪些不值得……但是，如果他们成年后没有尝试过哪怕一次裸盖菇素或麦角二乙酰胺（LSD，俗称‘弗得’）之类的致幻剂，我还是会怀疑，他们是否错过了作为人类可以体验的、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山姆·哈里斯的新著《觉醒：非宗教的精神指南》中，这段话引起了笔者的不安。这是一本信息量巨大，观点颇具挑衅性，有时甚至会惹恼读者的书。其主要观点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纯粹是一种物理化学反应，思想只能在非物质世界游荡，你我的脑壳深处是没有名叫“自我”的实体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把自己从人生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哈里斯支持这个论点的方式是值得一看的。然而，身为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姑娘的家长，我不得不合上书，停下来使劲思考：哈里斯提倡的做法仅仅是模糊了道德界限吗？

    说起致幻剂，哈里斯在某些方面的优势的确是笔者无法企及的。他不仅花了大量时间来冥想、修炼，而且亲自服食过MDMA（摇头丸）、裸盖菇素（从毒蘑菇中提炼）和“弗得”，感受它们带来的“美和爱的时刻”，当然也包括令人痛不欲生的时刻。而我，成长于一个奉公守法、严于自律的家庭——父亲是新泽西州警局的一位探长，绝不是那种乐于冒险的类型。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我见到过一些“嗑药”的同学欲仙欲死的场景，每次只是远远观望。

    诚然，哈里斯对服用致幻剂可能带来的麻烦是直言不讳的：

    “如果你足够幸运，而且吃的是合适的药，你就有机会体验何为‘顿悟’。如果运气不够好的话，你就会亲身向大家演示，什么是病理上的疯狂。”正如书中展示的，一次在服食LSD后，他不能自拔地陷入了“无法用文字描述的、连续不断的震惊和恐惧”当中。

    因此，有意效仿他的读者应该先去咨询心理医师。更重要的是，他强调，通过药物拓展个人的意识领域之后，去寻找“低风险的”其他修炼方式“似乎是更明智的”。

    但问题并未就此消失。让服食致幻剂与增强自我意识建立联系，其中究竟有多少科学性？通过神经科学研究，我们固然可以追踪这类物质在人类大脑中引起的理化反应。但我并不认为这足以说明，任何所谓的“顿悟”与服食某种特定药物有关。

    正如人类千百年来重复的各种仪式那样，服食致幻剂，即使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同样是文化领域的问题，从文化角度来看，其导致的后果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我的朋友格雷格·唐尼和丹尼尔·兰德都是神经人类学专家，我邀请他们对《觉醒》一书的核心论点发表评价，得到的回复有很多共同点：

    “哈里斯走得有点远了。”兰德告诉我。他指出，有人对致幻剂的反应很温和，另一些人的反应可能很夸张，但这种差异并不全是出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所谓精神体验，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也可以获得——譬如，你不妨试着和精神病患者交谈。”

    唐尼的立场更加明确：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法引发可预期的反应。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的瘾品未必导致相同的反应，即使是酒精也如此。在一些地方，它会导致群殴；在另一些地方，会导致服食者兀自发呆；还有一些地方，会导致服食者高歌狂舞。致幻剂可以使我们产生幻觉，但它们不能决定它们究竟会成为何种幻觉，也不能决定它们是一种深远的、足以改变人生的瞬间，还是一种暂时性的药物中毒。”

    “为获得山姆·哈里斯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你需要有大量社会资源做后盾。因此，说大多数服药者甚至瘾君子会获得哈里斯描述的那些体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个别人可能会体验到，藉此向我们展示所谓可能性，但他们无法指明通往任何‘必然’之路。”唐尼解释道。

    “你的思想，而不是环境本身，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哈里斯不厌其烦地在书中反复强调。然而，要超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谈何容易？我这样的人类学家如此，任何人都如此。

    哈里斯真的认为致幻剂和冥想足以改变因贫困和饥饿导致的不健康生活吗？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毕竟，他还是个很现实的人。其实，《觉醒》更像是为一部分特定的读者准备的，其目的并非对人类痛苦进行全球性的透视，更没打算为社会开出药到病除的处方。

    回到本文开篇。笔者在此断言，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开列一份长长的社会责任清单：我们相互之间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其他生灵的责任……但无论怎样，它都不应该优先考虑如何去吃毒蘑菇（服食化学药剂）乃至催促我们的成年孩子去那样做。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