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苏联人的“麦当劳情结”

    对苏联民众来说，麦当劳餐厅在莫斯科的落户，曾为他们打开看世界的窗口。而在苏联社会层面，此举更对服务业观念的变革甚至农业生产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0月20日，俄罗斯境内的数家麦当劳餐厅低调地重新开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俄境内的446家麦当劳均在“接受调查”，包括旗舰店在内的9家门店仍处于关闭状态。

    《芝加哥论坛报》则宣称，俄罗斯对这个连锁快餐品牌大动干戈，“结束了希望的时代”。

    苏联人借它窥视“外面的世界”

    今年8月20日，德米特里·博伊科在回家路上吃惊地发现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关门了。这位46岁的莫斯科市民惊呼“难以置信！”仅仅几个钟头前，他还在这里品尝三明治。

    博伊科曾是第一批尝到奶酪汉堡和炸薯条滋味的苏联公民，也是麦当劳的忠实顾客。1990年1月31日，麦当劳首次亮相莫斯科那天，破天荒地接待了3万人，他是其中之一。

    谁也料不到，就在8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民权益监督局（Rospotrebnadzor）以“食品的数量和种类不匹配，不符合卫生规范”为由，关闭了3家麦当劳餐厅，不久，受到此项禁令波及的门店增加到12家。《纽约时报》则指出，随着包括普希金广场“旗舰店”在内的店铺陆续关闭，剩余的400多家门店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

    虽然理解俄罗斯和西方的“经济战”，博伊科这样的常客仍将关闭麦当劳视为“政治运作”。“就个人来说，我反对关闭这家麦当劳，”博伊科说，“它是第一家，我们应该在这里立起纪念碑。”

    24年前，麦当劳开业几乎是全城人人皆知的大事。为了不让自己显得“落伍”，后来成为彭博社驻俄罗斯特约评论员的列昂尼德·博尔舍得斯基在刺骨的寒风中等了3个小时。

    初春的莫斯科寒风料峭，有人带来了磁带，播放朗巴得舞曲，排队的人和着节拍跳舞取暖。进入餐厅后，身为素食主义者的列昂尼德只点了杯奶昔。“我们排长队等待，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苏联人几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我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解释道。

    对普通苏联人来说，麦当劳的出现象征着对世界开放的姿态。1990年正值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高峰期，西方媒体报道相关消息时，称苏联人争先恐后地“尝一口自由的滋味”。

    吃麦当劳堪比参观克里姆林宫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麦当劳在苏联确实扮演了“世界之窗”的角色。

    “当时，出国需要各种审批，”俄罗斯《星火》杂志编辑维克托·罗申科表示，“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走进麦当劳的大门就像迈出了国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麦当劳门口的广告牌整晚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堪比克里姆林宫尖塔上的红星。正对着它的是一尊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看上去，这位“俄罗斯民族文化和灵魂的代言人”，仿佛在沉默地俯视马路另一侧排队等待领略“另一个世界”风采的民众。

    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距克里姆林宫仅几个街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莫斯科居民心中，亲戚朋友来旅游时，带他们去麦当劳吃饭和带他们参观克里姆林宫一样重要。

    由此，那一代苏联人产生了独特的“麦当劳情结”。今年夏天的闭店风波后，摄影师玛图撒拉就在《The Calvert Journal》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麦当劳的情书”。

    “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快餐，一度以为那是提供美式餐饮的高雅餐厅，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自由的滋味，都想尝一尝。”玛图撒拉回忆，从门卫到大学教授，人人都盼着能去麦当劳就餐。长蛇般的队伍蜿蜒着，有时甚至会围着普希金广场绕上一圈。

    春去夏来，队伍不仅没有缩短，反而不断变长——从别的城市来的人闻讯都来尝鲜。终于，玛图撒拉的母亲决定带他去试一试。“我们在烈日下等了8个小时，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那是因为，为了获得每月配给的糖和茶叶，我们经常要站上几天。”

    一进店门，玛图撒拉就被柜台后年轻店员的热情“融化”了。她们微笑着，像蜜蜂一样忙碌着，“和那些穿着白袍、年老而又肥胖的国营商店女店员截然不同，后者总是坐在空荡荡的货架前，面前只有在橱窗里当摆设的罐头食品。”

    兴奋的玛图撒拉一家学着其他顾客的模样，每种食物都点了一份。“妈妈可能将整个月的积蓄都花在了这顿饭上。” 玛图撒拉仍然记得那杯“大到离谱”的奶昔，还有他的小手根本拿不住的“巨无霸”汉堡——他只咬了一口，“巨无霸”就掉在了地上，玛图撒拉放声大哭，他的母亲则愤然起身，又买了个汉堡。

    在玛图撒拉的记忆中，“美国食品”吃起来异常带劲，不到10分钟就被全部消灭了。大量卡路里让他肠胃不适，冲到洗手间才发现，排队的人似乎比等待进门的人还多。

    为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吹进新风

    为了让苏联的普罗大众体验到美国饮食文化，麦当劳和莫斯科当局的谈判从1976年启动，持续了整整12年，其间数次濒临破裂。1988年4月，正式协议终于签署，其中规定：莫斯科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是麦当劳加拿大分公司和莫斯科市立法机关的合资企业。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铺面的房租只有象征性的每年1卢布。然而，更大的麻烦在后头。据曾任麦当劳加拿大分公司负责人、一手将其引入苏联的乔治·柯汉透露，当他向建筑部门申请更多的沙子和水泥，得到的答案是“对不起，这不在本部门的五年计划内”。

    根据柯汉的回忆录，苏联政府同意麦当劳落户的条件之一是，食材要由本土供应商提供。于是，柯汉用了两年从荷兰进口土豆和黄瓜的种子，并培训苏联农民“文明地种植”这些蔬菜。他们还叮嘱养牛户，特供麦当劳的肉牛应当“晚一个月阉割、早一个月宰杀”，以提高瘦肉比例。麦当劳还在莫斯科郊外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了食品处理配送工厂，内含符合麦当劳标准的烘培区、乳制品和肉类处理区，甚至包括一个小型实验室。

    接下来的一道难关是培训服务员。柯汉对此信心十足：“苏联的年轻人能在奥运会拿金牌，我当然能教会他们在麦当劳工作。”美国《时代》杂志称，最初的605名服务员是从2.7万申请者中筛选出来的，并且经过了严格的“微笑服务”培训。

    柯汉描述道：“供应商是开业当天的明星。这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注意。他认为我们的到来会对苏联的农业体系产生连锁反应。”就这样，当地的农民成为最先吃到“资本主义甜头”的人。很多最初给普希金广场餐厅供应食材的公司，日后都成了大企业，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乳品公司Wimm-Bill-Dann，它在2002年成为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俄罗斯食品企业。

    大众也能享受的公共空间

    1991年乍暖还寒的时节，玛莎·吉森冒着蒙蒙细雨，排了20分钟的队进入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餐厅。

    虽然开业已有一年，这里独一无二的魅力仍然吸引着苏联人——作为全球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它内设27个点餐台，可同时容纳700人。吉森说，彼时在莫斯科，麦当劳是仅有的普通人负担得起、可以边吃边聊、服务员对普通顾客也彬彬有礼的地方。纵观全城其他地方，寥寥无几的餐厅和咖啡厅不是贵得离谱，就是“高贵冷艳”，让普罗大众格外憋屈。

    约她在那里见面的是一个想在苏联创建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吉森告诉《纽约时报》，麦当劳出现之前，采访和谈话只有两种背景，要么是政府官员的办公室，要么是某人家中拥挤的厨房。西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在苏联简直完全不存在。

    人们通常不会思念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一旦拥有，就不愿放手。此后没过几年，莫斯科的大街上就出现了林立的咖啡馆、餐厅和私人俱乐部。

    时光流转，麦当劳不再是惟一的公共空间，它在俄罗斯发挥的作用逐渐变得和在世界多数地方一样：家长对孩子的犒赏、来不及吃饭时的替代，或者偶尔向垃圾食品的投降。只有超过35岁的莫斯科人才记得麦当劳曾经的“尊贵地位”。

    得知普希金广场的麦当劳被关闭的消息后，摄影师玛图撒拉说，这个举动传达了清晰的信息——不是给美国人，而是给俄罗斯人：通往世界的窗户关闭了。

    俄美对峙下见证政治风向转变

    普希金广场上的麦当劳关门后次日清晨，65岁的老人尼古拉冲着那些不知情的客人高喊：“已经关门了！”看到人们失望地皱眉，他继续喊：“是政治！看电视就知道了！”

    “附近除了麦当劳，没有可以便宜吃饭的地方！”尼古拉指着高级饭馆林立的特维尔大街抱怨。“当官的不懂，也不在乎。”他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4万卢布（约1960元人民币）。

    《纽约时报》称，俄罗斯的每家麦当劳年均接待85万名顾客，繁忙程度是美国麦当劳的两倍。然而，俄罗斯政府此番关闭麦当劳，象征意味大于商业动机。

    麦当劳仍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象征。每当有反美活动，它通常会首当其冲。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示威者冲进市中心的麦当劳，将其洗劫。克里米亚举行入俄公投后，麦当劳总部关闭了在当地的分店。如今，俄多个城市的麦当劳门前也出现了高喊“打倒美式快餐”的示威者，成为俄美关系再度恶化的生动注脚。

    “政治风向总是多变的。”分析师杰克·鲁索说，如今决定麦当劳在俄罗斯的命运还为时过早。“长期来看，被当作政治替罪羊可能好过被认为是因为卫生问题而关门。”“作为生意人，你绝不希望被指不安全，那才是最糟的。”他又说，“而政治问题，你无从选择，忍受就是。”

    总部设在伊利诺州橡树溪的麦当劳公司已经宣称，会就俄罗斯政府关闭其门店提起诉讼。该公司官网上发布的另一条消息称，“我们会尽全力继续在俄罗斯成功地经营麦当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