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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2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工作太累带给我们的幸福危机

作者 Dabid Lammy 译者 陈墨 《 青年参考 》( 2014年10月22日   40 版)

    英国工党议员,曾任英国教育与技能大臣

    我们正面对一场工作中的幸福危机。官方数据描摹出了这样一幅图景:这个国家压力山大、紧张焦虑、过度劳累、缺乏安全感。在整个欧洲中,英国员工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而且其中半数以上在担心失业。我们的辛勤劳动并没使经济更具竞争力,反而损失惨重:仅生病缺勤一项,每年就要损失1000亿英镑。对经济增长的苦苦追求不仅毁掉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其本身而言也正在经历失败。

    幸福这个话题已经不像2005年那么时髦了,当时卡梅伦首次提出要衡量国民的“总体幸福程度”。通常认为,幸福是经济良好时期的奢侈品,与正在艰难奋斗的人们没什么关系。这种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

    幸福不仅是玫瑰上的雨滴和小猫的嫩胡须,也关乎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条件。这当然应该是所有政策的核心,经济政策尤其如此。毕竟,我们在意萧条,因为我们在意失业;我们在意失业,因为我们在意幸福。

    传统观点仅仅把工作视为一种获得收入的方式,而福祉经济学家认为,一份好工作带给人们的远不止于此:好工作能给我们稳定感、社会地位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不安全感所引起的压力和焦虑堪称“幸福杀手”,新经济基金会的政府数据分析表明,与工作相关的幸福决定因素中,职业安全感最为重要,比工资水平更能指示幸福程度。当被问及好工作的特点时,大多数人认为工作安全感“非常重要”,相较而言,选择高工资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就是收入低带来的不安全感。有一种误解是,关注幸福就是想要让穷人相信,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尽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已经弱化了很多,但事实上不出所料,贫穷仍是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指示器。这意味着,提高最贫困者的收入能使其幸福感大大提升,但不考虑金钱如何分配,无法将其适用于整个经济社会中。

    而不惜代价求增长还会使第三种不安全感更为严重:繁荣与萧条之间的不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自上世纪70年代起,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幸福感至今持平。因为我们经历了比增长幅度大得多的收入骤降,尽管繁荣时期收入增长,幸福感有所提升,但失业时段的毁灭性影响使其顷刻消失殆尽。

    从幸福的角度来讲,为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而承担不稳定的代价并不划算,事实上,非常高的增长率本身就会带来不稳定,这也会在低幸福感上有所体现。

    进步不仅仅关乎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增长所得的最大份额被富人获取的时候。幸福应是给每个人一份体面的工作、体面的收入,从中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水涨船高的效果,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我们应该直面那些阻碍国家健康发展的因素:不安全感、贫穷和不平等。

    《赫芬顿邮报》英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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