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表达的另一面是“责任”

    反对封杀图书，支持出版和表达自由，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放纵自身，而是意味着：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言行和决定负起更大的责任。

    对于刚刚举办的“禁书周”活动（编注：“禁书周”是美国各地作家和独立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一项活动，旨在向全美读者推介那些因内容和题材存在争议，而遭到禁止或限制流通的作品，通常在每年9月下旬召开），我早就怀着复杂的感情。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封禁图书，刚好相反，对我来说，“自由表达”是英语这种语言中最清晰的一个短语，我坚信我们有权说出或出版任何内容；甚至——或者特别是——“弥补社交重要性”的作品不可禁止。

    为什么？难道说，要想解决普天之下的各种冲突和纷争，人类不得不诉诸于艺术和文学？没那么复杂，笔者的答案是：人类必须适应并学会通过不同的眼光看世界。

    正如卡夫卡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写，“我们应该只看那些伤害和刺痛我们的书。如果我们正在读的书没有像当头一棒一般让我们醒过来，还读它干什么？因为它让我们快乐？天啊，严肃地说，如果没有书，我们一样会快乐。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像灾祸般触动我们的书，它们令我们深深地悲痛，就像一个爱之甚于爱自己的人去世、像被流放到深山老林、像自杀。”

    “禁书”这个字眼蕴含着什么？以我之见，人们首先要知道：图书可能是危险的。那些想封杀或限制它们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因而不顾外界的议论，粗暴行事。

    当家长们抄走孩子们正在读的“成人题材”的作品时，未必意味着他们无知，但如果考虑得周详一些，理解得多一些，他们理应通过更宽容的眼光看待这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家长们了解图书的力量，并对之做出了反应——尽管不是以我们可能喜欢的方式。

    文学告诉我们，思考、参与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从来不是单一的。引用人类学先驱法兰兹·鲍亚士的话，“我们的想法和观念的真实程度多高……取决于我们的文明程度多高。”对于在文化相对论两端的很多人来说，这种想法是如此惊世骇俗，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去发现和定义，没有什么绝对之物，更没有上帝或先知在旁指引。

    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为个人的行为负责，也要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渴望和恐惧负责。我们需要把“讲故事”作为一种让这个仍然冷漠的世界变得有意义的策略。

    当然，一旦你接受这种世界观，就意味着一切标准和信条都不再是绝对的，包括善、恶和道德。我们不得不面临抉择。一方面，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提出，“我们必须同时服侍痛苦与美丽”；另一方面，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涉及表达自由的话题时顾左右而言他。

    我的书房里收藏了这两本书。不是因为它们相似，而是因为它们不相似。勇气与怯懦，希望与憎恨，我不可能有此无彼。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许可也不在于协商，而在于责任。

    拥有《我的奋斗》，并支持它存在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支持其中的思想。相反，我希望更多人认识到——如亨利·米勒所说，“你不能通过压制一种思想来消除它”。如果能坦然面对，这种态度将令身为自由人的我们更富于理性——不是随意做任何事，而是做正确的事。

    加缪当然理解这一点，正是这种理解使他非常有道德远见。

    他感慨道，“艺术家所受到的众多诱惑之一，是以为自身是独立的。实际上，内心独立的呼喊让他感到一定的快乐，但这不是真实的。他处于众人中间，同样的等级，不更高也不更低，跟众多正在工作和奋斗的人一样。当面对压迫时，他的使命是打开牢门，让所有人的喜乐与悲伤都能发出声音。这就是艺术抵抗敌人、或明确自己是某人的敌人的方式。艺术本身可能无法产生隐含公正与自由的复兴，但如果没有艺术，复兴就会没有形式，结果就不存在复兴。没有文化和它所隐含的相对自由，即使最完美的社会也只是尔虞我诈的所在。”

    □美国《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