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技术偷走你的专注

    前些天，在一次有关写作方式和过程的小组讨论中，不同代际的几名作家追忆起往昔岁月。我们最早是用手写稿子，然后拿打字机，再就是IBM的“划时代科技”——带内置修正带的Selectric打字机，从那以后，文字工作者们和又脏又臭的瓶装涂改液告别了。

    第一台Kaypro文字处理器面世时，人们为了将某个短语打成斜体，不得不求助于复杂的MS-DOS指令。转眼又是30年过去，当加拿大记者迈克尔·哈里斯看到两岁的侄子将他的iPad当玩具，不错眼珠地盯着《名利场》电子杂志上的一张人脸，在触摸屏上比比划划时，他想到了在互联网上扩散的某些病毒视频。哈里斯写道，“我想，小侄子可能是想把那张照片放大……最后，他看着我，眼里满是困惑和挫败，好像在说，‘这玩意儿坏了’。”

    这是哈里斯在新著《心不在焉的终结》中提到的情景之一，他的写作动机并非单纯的怀旧——我们已不可能重返电子邮件、手机和谷歌之前的世界，正如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到由修士们誊写书籍的年代。问题在于，古登堡引发的革命是“慢慢盛开的，花了几个世纪才全部展现”，而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进步着实神速。正如哈里斯感叹，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亲身经历过数字革命之前的生活的人，数字革命的好处则在于，它允许个人跟任何事物、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建立即时联系。因为能对比思考其中得失，我们有独特的优势。

    如今，几乎所有人都懂得从谷歌和维基百科上收集事实，在社交媒体上传播，都有众多的帖子、短信、自拍照片……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获取和共享愈发容易，我们记得的东西比以前少，客观上陷入了这样一种状态：“知道一切，却又一无所知。”未来主义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就这种情况发明了一个新词——“聪明并愚蠢着（smupid）”。

    哈里斯并非第一个提出类似问题的观察者。许多先辈描绘了信息技术以及它带来的不愉快，如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对技术的投降》（1992年），詹姆斯·格雷格的《更快：关于一切的加速》（1999年）和尼古拉斯·卡尔的《阴影：互联网在对我们的大脑干些什么》（2010年）。哈里斯引用了很多同行和技术专家的研究成果，探究了从公众对“自我记录”的狂热，到互联网约会时代的两性关系的本质等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气象。

    他的广博为读者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细节，《心不在焉的终结》很适合不擅长集中注意力的年轻人阅读。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章是关于记忆力的：两千年前，大富豪萨宾纳斯在宴会上让仆役们整段整段地背诵霍默和赫西奥德的诗句，以拥有“人肉搜索引擎”为傲；后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因卷帙浩繁而名震天下；而今，据称能帮用户组织和追溯往昔经历的应用程序，如“Lifelogging”和“Timehop”日趋走红。探寻历史的同时，哈里斯还审视了自身的经历，比如，他曾努力逃脱“分心的文化”，潜心阅读《战争与和平》。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贯穿始终的理论，那就是：心不在焉会使人变得盲目。比方说，为了让爱情更持久，你就得强烈地思念某个人，而思念需要距离，PlentyofFish这样的即时通信工具可能产生反效果。书中提到，“互联网令我们处于可持续亲密的状态，就男女之事而言，这绝不是必须的元素。”对那些喜欢上网“淘宝”的人，这同样适用——试想，你在旅途中偶然走进一家二手书店，不经意间发现了自己长时间寻找的旧书，那种心情该是何等兴奋？相比之下，用亚马逊之类的购物网站搜到一本书并点击“现在购买”，实在没有可回味之处。

    不止一次，哈里斯强调“逃离这个世界”（即便是片刻）的必要，劝说我们找回本真，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样拒绝做技术的奴隶。全书末尾，哈里斯尝试了“模拟八月”——整整一个月远离数码设备和移动通信工具。他承认，即便在煎熬中坚持到了最后，自己仍没有顿悟。即便如此，哈里斯希望此举能唤起更多人效仿。笔者也相信，会有不少读者按照本书出版商的提议挑战自我，回到1984年，过一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周末。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