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地铁涂鸦，伟大的艺术？

    1974年的纽约危机四伏。市长比姆为避免城市破产，大肆削减预算，大批教师、警察和地铁工作人员遭遇裁员。“学校和社会腐败严重，年轻人找不到出路。我们的城市成了他们最后的指望。”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设计师奥尔说，“有艺术细胞和创造力的青年选择了喷漆、涂料和漆笔。”

    “20世纪70年代初，涂鸦就像突然引爆的炸弹，在无人知晓的深夜里，席卷了整个纽约。”艺术家弗林特·葛纳瑞说。作家埃里克·弗里斯博瑞特以前也是一名涂鸦艺术家，他说涂鸦文化是民权运动的产物。“它无关政治，但很多人都在涂鸦的环境中长大，用它来表达心声是自然而然的事。”

    涂鸦的先驱者来自各个种族。 “非裔美国人、波多黎各的拉美裔人、多米尼加人、古巴犹太人、亚洲人，他们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涂鸦先驱者之一的罗伯托·瓜尔蒂耶里说。 他很怀念过去与其他涂鸦爱好者在一起的日子。葛纳瑞也一样，称他们是一起反权威的“兄弟”。

    每晚的涂鸦都是一次赌博，这是对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威胁。

    涂鸦艺术家康奈尔·佩里的口头禅是“远离第三轨”。“千万不要碰到第三节轨道，很容易触电身亡。我其实踩过很多次，但都没有触电。”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上个月，涂鸦界的传奇人物杰森·伍尔夫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区25街地铁站触电身亡。

    诺曼·梅勒在《时尚先生》杂志撰文称：“他们站在六英尺高的地方，对着地铁站的墙壁和车厢创作……其间担惊受怕，随时有被巡警发现的危险……”“恐惧、疼痛和屈辱成了他们承受之重。尽管如此，荣誉没有随之而来。有时还会遭到同行的指责：‘老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你画的啊。’”

    尽管很多人赞同涂鸦是一门创意艺术，但政府恨透了涂鸦，认为它彻底破坏了城市的样貌。1977年纽约新市长埃德·科赫上台后，涂鸦成为首先清理的对象。“记得在1982年，他下令将所有人赶出地铁，把车厢全部刷白。”前《纽约每日新闻》报记者塞尔瓦托·阿里纳说，“政府引进全新的安保系统，配有围栏和警犬。市长信心满满，以为地铁会焕然一新，但事实并非如此。”

    纽约博主本杰明·卡巴克说，事件的高潮是1984年，伯纳德·戈茨在地铁站枪击四名年轻人。“当时的地铁处于无法律、无秩序的状态。那时我还小，只记得地铁站很昏暗，墙上全是涂鸦，走进去非常没有安全感。”他说。

    伯纳德·戈茨事件后，地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4年，80％的地铁车厢内有涂鸦，到了1989年5月，城市交通管理局已经开始庆祝清洗运动的胜利了。

    但斯奈德教授坚信，并非所有乘客都讨厌涂鸦。“它曾是年轻人发挥艺术想象力、服务纽约文化的渠道。”他说，“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来纽约学习这种文化，寻找地铁中的涂鸦。”

    “涂鸦艺术经历了一系列演变，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如今它已经得到了社会认可，还出现在了某些博物馆，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能的事。再过30年，它说不定会出现在白宫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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