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4年08月20日
03
版）
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
把中国建设成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解体之后。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在邓小平时代，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政策，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可惜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高层不时提到要进行法治建设，但在实际层面，很多作为是相反的。
更为严峻的是，强力部门（公、检、法）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变得腐败。在人民的眼中，这个部门的本来意义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
政府腐败蔓延开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这个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
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其意义是多层面的。
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在任何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
于社会来说，法治能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免于暴力恐惧的同时，无需诉诸于同样暴力的手段来和政府官员互动。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
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妨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认知是“法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洁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
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
把中国建设成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解体之后。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在邓小平时代，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政策，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可惜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高层不时提到要进行法治建设，但在实际层面，很多作为是相反的。
更为严峻的是，强力部门（公、检、法）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变得腐败。在人民的眼中，这个部门的本来意义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
政府腐败蔓延开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这个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
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其意义是多层面的。
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在任何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
于社会来说，法治能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免于暴力恐惧的同时，无需诉诸于同样暴力的手段来和政府官员互动。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
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妨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认知是“法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洁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
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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