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白领阶层的“囚牢”
[英] 萨姆·雷斯 译者 张贵余
《
青年参考
》（
2014年07月23日
32
版）
 |
《斗室：工作场所秘史》（Cubed: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双日出版社2014年4月，368页。 |
办公室进化史反映了管理学与职场文化的变迁，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步。“拿笔的工人”们在斗室中做着职场梦，被这种人为设定的环境异化而不自知。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报社上班。记得搬进新的办公楼那天，同事们都很兴奋，交头接耳道，报社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前，大家的办公桌布置得千篇一律，时常召开冗长的会议，简直就是浪费生命，社里的高层领导则待在与普通员工隔离的玻璃屋里，以彰显身份。搬家后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拥有了“革命性”的新闻编辑室，主要是为了适应24小时时刻都得更新的数字化工作流程。大家经常激动地谈论“纵向整合”，争得面红耳赤。
总编和他的左膀右臂身居编辑大厅的“指挥中心”，这个中心像太阳一样有“辐射线”，资深编辑就在这些辐射线上办公。一些特别的小型会议随时上演，往往激发耀眼的思想火花，从中心部分散发出来，最后转化为行动。围着指挥中心，顺时针排列的是休息区、等离子屏、指示牌等，就像朝圣者围绕着西藏的佛塔做圆周运动。然而，事情逐渐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变化。几个月后，领导们又悄悄建起了几个质量相当不错的玻璃小屋，在这些闭塞的空间里，每天在指定时间又要开好几次长长的会，一切跟“革命”前一样了。
这个故事是尼基尔·萨瓦尔的真实经历，被收录进他剖析办公室生活的新书《斗室》中。类似的情况在你我身边不断上演，充分说明，无论出于意识形态还是时下流行的伪科学，针对办公室文化的改革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招致灾难，要么回到原点。
对新闻业工作者来说，“斗室”一词（cubicle）很少生发出尊严感，而是通常与下列字眼搭配：无窗的、枯燥的、狭窄的、牛栏、阴间……多少年来，职场人在“办公农庄”里劳作，被迫以6乘6的标准方式挤在一起。道格拉斯·库普朗在《X一代》中创造了一个词“veal-fattening pen”，直译为“让牛发胖的围栏”，其实是指又小又挤的办公室。
这样的斗室源自罗伯特·普罗普斯特的创意。上世纪60年代，此君宣称，模块式、灵活的、开放性的办公室可以解放“知识型工作者”，让他们成为命运的主人，也有助于缓解他们的腰酸背痛。普罗普斯特以120度扇面为划分办公区的基础，作为其“动感办公室”概念的一部分。萨瓦尔冷酷地嘲讽了这种狂想：“过度乐观必定导致他的毁灭。”
摩天大楼也是这种套路，功能依形式而定，形式则依财政而定——摩天大楼不是为适应一家公司而设计，而是适应所有的公司，这样才能为它们的主人挣得最大的租费收益。
萨瓦尔的书包罗万象，从白领工作的社会学和加入工会的政治学，到办公室的建筑风格和办公设备设计等。他的文字相当通俗。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倡使用时间与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y）分析并优化工作流程，萨瓦尔在书中点评说，泰勒“像只奇怪的鸭子，不够大度的人会称他为疯子”。在早期的管理学实验中，拉金公司于1916年为雇员举行的“假面舞会”上就出现了大量泰勒式短语，如“体系”、“秩序”、“无效率”等。提到摩天大楼时，作者又指出，这种建筑是“高超技艺的象征，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无情的象征。从本质上讲，这么一大堆钢筋水泥是无聊的办公室的高度集合。”
萨瓦尔描述具体对象时创造了不少妙句。如，美国前总统本·富兰克林是“金钱约束和资产阶级自我克制的典范”，微软是“窃取创意的巨头，以鼻音浓重的比尔·盖茨为尊”。
总体来说，萨瓦尔的言论百无禁忌，又足够令人信服。他指出，19世纪末以来，白领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几乎所有坐办公室的男士都相信，只要忍耐和努力，终有一日能坐到老板所处的位置。但“这样的梦想多半会化为青烟：你做着美国梦睡去，醒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呆伯特”（Dilbert，不受异性和上司青睐的单身衰男）。
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的理念，如“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等，创造了千万“拿笔的工人”。到了20世纪下半期，经济结构的变化逐渐降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职业安全感。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谓“precariat”阶层正变得愈发普遍——这部分缺乏社会保障，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人有不同称谓，好听一点的是自由职业者，难听一点就是无业游民，或者危险的无产者。在当今美国，大约1/4到1/3的劳动者被萨瓦尔归入这一行列。
当然，令人忧郁的现实中也蕴藏着变革的契机。萨瓦尔在《斗室》的最后一章中提到，私营企业开始尝试与公共设施共享资源。“得克萨斯州的一些监狱，为了不被与日俱增的在押犯挤垮，将监舍重新设计，模仿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划分成一个个小房间。每到白天，犯人们集体外出打工，周围一些小公司的白领们来到办公室模样的牢房里上班；晚上，职员们收拾东西回家，在押犯则结束在工厂的工作，回到这些‘办公室’里睡觉。”
看到这些内容，你还希望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吗？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就在短篇故事《誊写员巴特比》中借主人公之口回答：“我宁愿不这么工作。”
□英国《卫报》
办公室进化史反映了管理学与职场文化的变迁，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步。“拿笔的工人”们在斗室中做着职场梦，被这种人为设定的环境异化而不自知。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报社上班。记得搬进新的办公楼那天，同事们都很兴奋，交头接耳道，报社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前，大家的办公桌布置得千篇一律，时常召开冗长的会议，简直就是浪费生命，社里的高层领导则待在与普通员工隔离的玻璃屋里，以彰显身份。搬家后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拥有了“革命性”的新闻编辑室，主要是为了适应24小时时刻都得更新的数字化工作流程。大家经常激动地谈论“纵向整合”，争得面红耳赤。
总编和他的左膀右臂身居编辑大厅的“指挥中心”，这个中心像太阳一样有“辐射线”，资深编辑就在这些辐射线上办公。一些特别的小型会议随时上演，往往激发耀眼的思想火花，从中心部分散发出来，最后转化为行动。围着指挥中心，顺时针排列的是休息区、等离子屏、指示牌等，就像朝圣者围绕着西藏的佛塔做圆周运动。然而，事情逐渐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变化。几个月后，领导们又悄悄建起了几个质量相当不错的玻璃小屋，在这些闭塞的空间里，每天在指定时间又要开好几次长长的会，一切跟“革命”前一样了。
这个故事是尼基尔·萨瓦尔的真实经历，被收录进他剖析办公室生活的新书《斗室》中。类似的情况在你我身边不断上演，充分说明，无论出于意识形态还是时下流行的伪科学，针对办公室文化的改革往往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要么招致灾难，要么回到原点。
对新闻业工作者来说，“斗室”一词（cubicle）很少生发出尊严感，而是通常与下列字眼搭配：无窗的、枯燥的、狭窄的、牛栏、阴间……多少年来，职场人在“办公农庄”里劳作，被迫以6乘6的标准方式挤在一起。道格拉斯·库普朗在《X一代》中创造了一个词“veal-fattening pen”，直译为“让牛发胖的围栏”，其实是指又小又挤的办公室。
这样的斗室源自罗伯特·普罗普斯特的创意。上世纪60年代，此君宣称，模块式、灵活的、开放性的办公室可以解放“知识型工作者”，让他们成为命运的主人，也有助于缓解他们的腰酸背痛。普罗普斯特以120度扇面为划分办公区的基础，作为其“动感办公室”概念的一部分。萨瓦尔冷酷地嘲讽了这种狂想：“过度乐观必定导致他的毁灭。”
摩天大楼也是这种套路，功能依形式而定，形式则依财政而定——摩天大楼不是为适应一家公司而设计，而是适应所有的公司，这样才能为它们的主人挣得最大的租费收益。
萨瓦尔的书包罗万象，从白领工作的社会学和加入工会的政治学，到办公室的建筑风格和办公设备设计等。他的文字相当通俗。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倡使用时间与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y）分析并优化工作流程，萨瓦尔在书中点评说，泰勒“像只奇怪的鸭子，不够大度的人会称他为疯子”。在早期的管理学实验中，拉金公司于1916年为雇员举行的“假面舞会”上就出现了大量泰勒式短语，如“体系”、“秩序”、“无效率”等。提到摩天大楼时，作者又指出，这种建筑是“高超技艺的象征，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无情的象征。从本质上讲，这么一大堆钢筋水泥是无聊的办公室的高度集合。”
萨瓦尔描述具体对象时创造了不少妙句。如，美国前总统本·富兰克林是“金钱约束和资产阶级自我克制的典范”，微软是“窃取创意的巨头，以鼻音浓重的比尔·盖茨为尊”。
总体来说，萨瓦尔的言论百无禁忌，又足够令人信服。他指出，19世纪末以来，白领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几乎所有坐办公室的男士都相信，只要忍耐和努力，终有一日能坐到老板所处的位置。但“这样的梦想多半会化为青烟：你做着美国梦睡去，醒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呆伯特”（Dilbert，不受异性和上司青睐的单身衰男）。
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的理念，如“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等，创造了千万“拿笔的工人”。到了20世纪下半期，经济结构的变化逐渐降低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职业安全感。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谓“precariat”阶层正变得愈发普遍——这部分缺乏社会保障，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人有不同称谓，好听一点的是自由职业者，难听一点就是无业游民，或者危险的无产者。在当今美国，大约1/4到1/3的劳动者被萨瓦尔归入这一行列。
当然，令人忧郁的现实中也蕴藏着变革的契机。萨瓦尔在《斗室》的最后一章中提到，私营企业开始尝试与公共设施共享资源。“得克萨斯州的一些监狱，为了不被与日俱增的在押犯挤垮，将监舍重新设计，模仿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划分成一个个小房间。每到白天，犯人们集体外出打工，周围一些小公司的白领们来到办公室模样的牢房里上班；晚上，职员们收拾东西回家，在押犯则结束在工厂的工作，回到这些‘办公室’里睡觉。”
看到这些内容，你还希望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吗？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浪漫主义作家梅尔维尔就在短篇故事《誊写员巴特比》中借主人公之口回答：“我宁愿不这么工作。”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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