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爱国牌
马克西姆·特鲁多约博夫 译者 黄铮 王湛
《
青年参考
》（
2014年07月23日
03
版）
华盛顿的行动成了落在普京手里的把柄，让他能够打起爱国牌，抨击敌视俄罗斯的外国势力，在与国内批评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在俄罗斯获得政治资本。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准战争是普京治下的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的反西方情绪的产物，而这种对立正迅速滑向失控的地步。
随着马来西亚的一架客机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土地上坠毁，俄乌之间的分歧已演变为国际冲突。荷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比利时等多国公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许多西方人或许曾以为，这场战争与他们没什么干系。
我们尚不清楚是谁扣动了扳机，但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东部活动的武装反对派持续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大力支持。自乌克兰的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2月底逃离基辅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一直在竭力将乌克兰的新政府描绘为西方操控下的法西斯军政府。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在追求其双重目标——控制北约与西方经济的影响力。
克里姆林宫散布的反美反西方言论，是莫斯科支持乌克兰冲突的主要助推力量之一。这种强烈的敌意部分源自1991年的苏联解体，及其带来的希望粉碎与幻灭感。在解体后的混乱局面中，这些情绪助长了对财富与权势的无原则追逐。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体制内的领袖们越来越怀疑并激烈地仇视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圣彼得堡的高等经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威廉·齐默尔曼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1993年以来，高级官员、学者、议员、商业高管以及高层执法和安全官员的反美情绪都不断增长。高等经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爱德华·波纳林说，这种敌意的来源，“是权贵阶层对按照国外的一些模式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沮丧之情”。
本世纪头几年，俄罗斯和美国的权贵阶层间的互信的确略有增长。2001年6月，小布什和普京在斯洛文尼亚首次见面时，双边关系显得十分融洽。“9·11”事件后，克里姆林宫表达了对华盛顿反恐战争的强烈支持。但和谐的表象没能持续下去：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爆发了冲突，包括伊拉克战争、北约扩张，以及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所谓的“颜色革命”。
反美情绪是自上而下的。俄罗斯统治阶级把上述事件看做是西方针对莫斯科的敌对行动。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发现，通过强化反美言论来获得公众支持在政治上行之有效，尤其是在普京上任之初的经济增长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对西方道路深感幻灭的权贵阶层，目前正在克里姆林宫、国有企业和媒体里占据着重要决策岗位。这些人的大部分生存技能是上世纪90年代习得的。他们知道如何在一个基本上没有监管的市场中进行运作。他们知道如何让对手犹疑不定。这是一个信任水平低下、不确定性极高、法治没有太大意义的环境。
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普京总统及其亲信把轻信和所有类别的理想主义看做政治家的致命弱点。普京的本领在俄罗斯的那些幻灭年代中受到了磨砺，与这个环境如同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既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对西方的不信任，又深谙在国际上搅混水的政治手段。
华盛顿的行动——比如奥巴马对更严厉制裁的推动，成了落在普京手里的把柄，让他能够打起爱国牌，抨击敌视俄罗斯的外国势力，在与国内批评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在俄罗斯获得政治资本。他的国内批评者包括西化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他们看清了一些煽动行为的本质。
根据俄罗斯智库瓦尔代辩论俱乐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目前开始进入俄罗斯学术、企业和政治生活的那一代人，对美国的全球报复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就是普京总统的仆从。俄乌边境数以千计的拿起武器抗击所谓法西斯主义者的人们也是。
在为战争火上浇油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及其掌控下的媒体一直在逃避对冲突负有的责任。如今，普京指责乌克兰击落了马航客机，并声称基辅应该为该地区的动荡局势负责。而在近日（甚至是在飞机坠毁以前），他的实用主义倾向开始显露。普京摆出政治家的姿态，呼吁对客机被击落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然而，即使俄罗斯没有直接为叛乱分子提供击落这架飞机的导弹技术，单是就俄罗斯宣传机器针对西方的行动规模而言，也不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后果。随着更严苛的制裁产生效果，俄罗斯经济会越发低迷，投资者会远离我们的市场，聪明的俄罗斯人会逃离这个国家。我们对遇难者家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这场悲剧也有让俄罗斯人不安的一面。无论他们承认与否，普京的言论已经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他一直以来警告的那样——一个敌人环绕的国家。
（作者是俄罗斯《新闻报》评论版主编）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的行动成了落在普京手里的把柄，让他能够打起爱国牌，抨击敌视俄罗斯的外国势力，在与国内批评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在俄罗斯获得政治资本。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准战争是普京治下的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的反西方情绪的产物，而这种对立正迅速滑向失控的地步。
随着马来西亚的一架客机在亲俄反叛分子控制的土地上坠毁，俄乌之间的分歧已演变为国际冲突。荷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比利时等多国公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许多西方人或许曾以为，这场战争与他们没什么干系。
我们尚不清楚是谁扣动了扳机，但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东部活动的武装反对派持续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大力支持。自乌克兰的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2月底逃离基辅以来，俄罗斯官方媒体一直在竭力将乌克兰的新政府描绘为西方操控下的法西斯军政府。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在追求其双重目标——控制北约与西方经济的影响力。
克里姆林宫散布的反美反西方言论，是莫斯科支持乌克兰冲突的主要助推力量之一。这种强烈的敌意部分源自1991年的苏联解体，及其带来的希望粉碎与幻灭感。在解体后的混乱局面中，这些情绪助长了对财富与权势的无原则追逐。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体制内的领袖们越来越怀疑并激烈地仇视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圣彼得堡的高等经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威廉·齐默尔曼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1993年以来，高级官员、学者、议员、商业高管以及高层执法和安全官员的反美情绪都不断增长。高等经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爱德华·波纳林说，这种敌意的来源，“是权贵阶层对按照国外的一些模式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沮丧之情”。
本世纪头几年，俄罗斯和美国的权贵阶层间的互信的确略有增长。2001年6月，小布什和普京在斯洛文尼亚首次见面时，双边关系显得十分融洽。“9·11”事件后，克里姆林宫表达了对华盛顿反恐战争的强烈支持。但和谐的表象没能持续下去：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爆发了冲突，包括伊拉克战争、北约扩张，以及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所谓的“颜色革命”。
反美情绪是自上而下的。俄罗斯统治阶级把上述事件看做是西方针对莫斯科的敌对行动。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发现，通过强化反美言论来获得公众支持在政治上行之有效，尤其是在普京上任之初的经济增长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对西方道路深感幻灭的权贵阶层，目前正在克里姆林宫、国有企业和媒体里占据着重要决策岗位。这些人的大部分生存技能是上世纪90年代习得的。他们知道如何在一个基本上没有监管的市场中进行运作。他们知道如何让对手犹疑不定。这是一个信任水平低下、不确定性极高、法治没有太大意义的环境。
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普京总统及其亲信把轻信和所有类别的理想主义看做政治家的致命弱点。普京的本领在俄罗斯的那些幻灭年代中受到了磨砺，与这个环境如同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既能有效地利用这种对西方的不信任，又深谙在国际上搅混水的政治手段。
华盛顿的行动——比如奥巴马对更严厉制裁的推动，成了落在普京手里的把柄，让他能够打起爱国牌，抨击敌视俄罗斯的外国势力，在与国内批评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在俄罗斯获得政治资本。他的国内批评者包括西化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他们看清了一些煽动行为的本质。
根据俄罗斯智库瓦尔代辩论俱乐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目前开始进入俄罗斯学术、企业和政治生活的那一代人，对美国的全球报复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就是普京总统的仆从。俄乌边境数以千计的拿起武器抗击所谓法西斯主义者的人们也是。
在为战争火上浇油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及其掌控下的媒体一直在逃避对冲突负有的责任。如今，普京指责乌克兰击落了马航客机，并声称基辅应该为该地区的动荡局势负责。而在近日（甚至是在飞机坠毁以前），他的实用主义倾向开始显露。普京摆出政治家的姿态，呼吁对客机被击落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然而，即使俄罗斯没有直接为叛乱分子提供击落这架飞机的导弹技术，单是就俄罗斯宣传机器针对西方的行动规模而言，也不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后果。随着更严苛的制裁产生效果，俄罗斯经济会越发低迷，投资者会远离我们的市场，聪明的俄罗斯人会逃离这个国家。我们对遇难者家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而这场悲剧也有让俄罗斯人不安的一面。无论他们承认与否，普京的言论已经成真：我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他一直以来警告的那样——一个敌人环绕的国家。
（作者是俄罗斯《新闻报》评论版主编）
□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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