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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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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风向标

每周工作四天是最佳选择?

作者 Andrew Martin 译者 高文慧 《 青年参考 》( 2014年07月16日   43 版)

    最近,英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约翰·阿什顿教授提出了每周4天工作日的建议,引发了热烈讨论。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工作压力,让我们“享受更多自由时间”,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最勤奋的国家,人人都是工作狂。在欧洲,只有英国突破了每周48小时的工时上限。

    最近,英国政府正式全面推行弹性工作制,但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发言人指出,“这对雇主没什么约束力”。“一个女员工申请每周少工作几个小时,她的搭档就要多工作几个小时。”我就阿什顿的建议电话采访了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新闻官,他回答:“我想我们不会实行的。”

    后来,这位新闻官问我,这个建议的意思是用4天完成5天的工作量,还是单纯地多休息1天?其实二者都有先例:美国犹他州在几年前试过第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在荷兰,三分之一的男性每周多享受1天假期,这一天是他们的“奶爸日”。我想知道CBI对这两种方式的看法,但他拒绝评价。

    我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转达给阿什顿教授,他嘲讽道:“我有表达的权利,你也有反驳的权利。”我说我赞同他的想法,但在这个崇尚勤奋的国家恐怕很难实现。

    “出勤主义”的意思是,即使你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也要乖乖呆在办公室。当我说到“出勤主义”时,阿什顿打断了我。他说英国习惯了烦恼和紧张,我们对世界杯的得失心若没有那么重,说不定能踢出更好的成绩。

    我问阿什顿“我们为何如此沉迷于超负荷工作”。他说,在工作岗位缩减的情况下,人人担心失业,美国式的企业文化(每年有两周带薪休假)没有得到推广。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不惜牺牲员工的利益,这是一种“向下竞争”。

    工党推崇“努力工作的家庭”和“任劳任怨的工人”。辛勤工作究竟能带来什么,竟能影响整个民族的传统?为什么要求所有人都埋头苦干?人人都在“加班中”,永远“在路上”。就连爱议论时政的中产阶级聚在一起闲聊,也美其名曰“研讨会”。

    但在维多利亚时期,《工厂法》(1847年)明确规定,女性和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英国《懒人杂志》和懒人研究院的创始人汤姆·霍奇金森说:“宗教改革前,英国人崇尚沉思、哲学和休闲。在古希腊,哲学家备受推崇,希腊文中的‘学校’和‘休闲’是同一个词语。”

    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预测,到2030年,“科学与复利”的力量将使人们“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如果有人想工作,每周工作15个小时“足够满足我们的劣根性”。在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曾预言,未来英国工人能享受“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的乐趣”。

    阿什顿设计的3天休息日中,有一天是随机的。“夫妇二人可以错开休息。”“难道是为了避免见到对方?”我问。“是为了孩子,”阿什顿纠正说,“为了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与父母在一起。”

    我告诉他,我更喜欢固定的3天周末。我是多年的自由职业者,每到周五仍然很兴奋。我最恨周日,周末刚过完一半,万恶的周一就在招手。周日就像一个在酒吧买醉的男子,很想尽情享受,但心里一直悬着块石头,因为周一就要来了。

    如果能多休息一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日的沉重感会减轻很多,我们能更好地调整状态,也可以做点儿社区服务。

    当然,这些都是我天真的梦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凯恩斯的那篇文章引述了一位打杂女工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别为我悲伤,别为我哭泣,因为我终于不用干活,永远休息。”

    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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