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工作四天是最佳选择？

    最近，英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约翰·阿什顿教授提出了每周4天工作日的建议，引发了热烈讨论。他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工作压力，让我们“享受更多自由时间”，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最勤奋的国家，人人都是工作狂。在欧洲，只有英国突破了每周48小时的工时上限。

    最近，英国政府正式全面推行弹性工作制，但英国劳工联合会议发言人指出，“这对雇主没什么约束力”。“一个女员工申请每周少工作几个小时，她的搭档就要多工作几个小时。”我就阿什顿的建议电话采访了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新闻官，他回答：“我想我们不会实行的。”

    后来，这位新闻官问我，这个建议的意思是用4天完成5天的工作量，还是单纯地多休息1天？其实二者都有先例：美国犹他州在几年前试过第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在荷兰，三分之一的男性每周多享受1天假期，这一天是他们的“奶爸日”。我想知道CBI对这两种方式的看法，但他拒绝评价。

    我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转达给阿什顿教授，他嘲讽道：“我有表达的权利，你也有反驳的权利。”我说我赞同他的想法，但在这个崇尚勤奋的国家恐怕很难实现。

    “出勤主义”的意思是，即使你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也要乖乖呆在办公室。当我说到“出勤主义”时，阿什顿打断了我。他说英国习惯了烦恼和紧张，我们对世界杯的得失心若没有那么重，说不定能踢出更好的成绩。

    我问阿什顿“我们为何如此沉迷于超负荷工作”。他说，在工作岗位缩减的情况下，人人担心失业，美国式的企业文化（每年有两周带薪休假）没有得到推广。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不惜牺牲员工的利益，这是一种“向下竞争”。

    工党推崇“努力工作的家庭”和“任劳任怨的工人”。辛勤工作究竟能带来什么，竟能影响整个民族的传统？为什么要求所有人都埋头苦干？人人都在“加班中”，永远“在路上”。就连爱议论时政的中产阶级聚在一起闲聊，也美其名曰“研讨会”。

    但在维多利亚时期，《工厂法》（1847年）明确规定，女性和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英国《懒人杂志》和懒人研究院的创始人汤姆·霍奇金森说：“宗教改革前，英国人崇尚沉思、哲学和休闲。在古希腊，哲学家备受推崇，希腊文中的‘学校’和‘休闲’是同一个词语。”

    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预测，到2030年，“科学与复利”的力量将使人们“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如果有人想工作，每周工作15个小时“足够满足我们的劣根性”。在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曾预言，未来英国工人能享受“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的乐趣”。

    阿什顿设计的3天休息日中，有一天是随机的。“夫妇二人可以错开休息。”“难道是为了避免见到对方？”我问。“是为了孩子，”阿什顿纠正说，“为了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与父母在一起。”

    我告诉他，我更喜欢固定的3天周末。我是多年的自由职业者，每到周五仍然很兴奋。我最恨周日，周末刚过完一半，万恶的周一就在招手。周日就像一个在酒吧买醉的男子，很想尽情享受，但心里一直悬着块石头，因为周一就要来了。

    如果能多休息一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日的沉重感会减轻很多，我们能更好地调整状态，也可以做点儿社区服务。

    当然，这些都是我天真的梦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凯恩斯的那篇文章引述了一位打杂女工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别为我悲伤，别为我哭泣，因为我终于不用干活，永远休息。”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