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郑永年
《
青年参考
》（
2014年07月16日
03
版）
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和政治风险（权力）及经济风险（资本）相比，中国改革或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大。因为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承受能力也最差，风险因此也就越大。
对中国社会所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社会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主要领域。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这些领域，政府应当扮演主要角色，辅助于市场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非是同一件事情。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则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最大化。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出现了大问题，改革者把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社会领域取得的。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医院变成暴富产业。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变成暴富产业。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变成暴富产业。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产业化远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也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高。
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想进行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私有化，以失败告终。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东西，中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要赞许。西方的社会保护远比中国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很多国家，社会保护也比中国好。社会领域遭到极大的破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状态。
因此这些年，中国开始重视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社会改革的议程也开始重要起来。
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演变成上世纪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当时，智利军人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推行西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私有化。结果，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了智利社会基础，使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中国反对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市场化。不过，如果以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来推行市场化，也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对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主要看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的供应是否充分。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他们的收入来自打工，这份收入必须负担得起购买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一旦这些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便不可能负担得起。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服务大多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资本提供的。当然，西方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这些服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长期的、不乏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中国不少老百姓现在已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改革，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而损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革是GDP导向的，以破坏社会为导向，改革越多，老百姓受损越大。如果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延续破坏社会的模式，社会风险会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并没有多大差别，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今后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社会的风险也来自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即今天的一些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GDP，但产生不了很多就业；能够产生极少数富翁，但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当今社会，任何国家都会把重点放在信息、金融等生产着巨大的GDP和附加值的产业上。但这些产业很少像传统制造业那样，能够通过制造巨大的就业机会，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在欧洲，这种情况就产生了受过教育的青年大量失业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如何拯救青年一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但这里的因素并非青年本身，而是如何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失业、财富差异、社会分化，这些是现代社会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的社会风险。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由经济结构变异而产生的社会激进化。从深层次看，台湾发生的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便是经济结构变异的产物。当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时，社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社会运动。可以说，类似的社会运动已经遍布全球，既发生在非民主社会，也发生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它们反对资本、反对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府。
绝对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风险。这里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即使是沿着正确方向的改革，要取得成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过，社会等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今天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点，即高度期待和失去耐心。高度期待，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重大的改革举措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长，是因为没有足够改革或是错误的改革所致。也不能说，过去的十年没有改革，只是始终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多数老百姓的感觉是，来自社会改革的一些好处，远远抵不上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很多人对改革越来越失望，但还是对那些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改革充满期待。同时，中国社会对不改革或改革不足的现状越来越没有耐心。现在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改革的动作，人民仍然不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社会会变得更没耐心。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加入政治激进化的世界潮流。尽管今天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一旦整体社会出现激进化，最有效的社会管治也会变得无济于事。社会管治只有在少数社会群体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变得不满，不再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大部分老百姓获益。今后的改革不仅不能再继续破坏社会领域，而且要在为社会提供充分保护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改革来谋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要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和政治风险（权力）及经济风险（资本）相比，中国改革或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大。因为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承受能力也最差，风险因此也就越大。
对中国社会所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社会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主要领域。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这些领域，政府应当扮演主要角色，辅助于市场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非是同一件事情。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则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最大化。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出现了大问题，改革者把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社会领域取得的。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医院变成暴富产业。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变成暴富产业。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变成暴富产业。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产业化远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也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高。
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想进行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私有化，以失败告终。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东西，中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要赞许。西方的社会保护远比中国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很多国家，社会保护也比中国好。社会领域遭到极大的破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状态。
因此这些年，中国开始重视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社会改革的议程也开始重要起来。
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演变成上世纪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当时，智利军人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推行西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私有化。结果，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了智利社会基础，使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中国反对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市场化。不过，如果以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来推行市场化，也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对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主要看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的供应是否充分。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他们的收入来自打工，这份收入必须负担得起购买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一旦这些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便不可能负担得起。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服务大多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资本提供的。当然，西方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这些服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长期的、不乏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中国不少老百姓现在已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改革，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而损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革是GDP导向的，以破坏社会为导向，改革越多，老百姓受损越大。如果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延续破坏社会的模式，社会风险会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并没有多大差别，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今后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社会的风险也来自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即今天的一些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GDP，但产生不了很多就业；能够产生极少数富翁，但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当今社会，任何国家都会把重点放在信息、金融等生产着巨大的GDP和附加值的产业上。但这些产业很少像传统制造业那样，能够通过制造巨大的就业机会，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
在欧洲，这种情况就产生了受过教育的青年大量失业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如何拯救青年一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但这里的因素并非青年本身，而是如何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失业、财富差异、社会分化，这些是现代社会随时都会爆发出来的社会风险。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由经济结构变异而产生的社会激进化。从深层次看，台湾发生的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便是经济结构变异的产物。当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时，社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社会运动。可以说，类似的社会运动已经遍布全球，既发生在非民主社会，也发生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它们反对资本、反对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府。
绝对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风险。这里主要的矛盾是——改革，即使是沿着正确方向的改革，要取得成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过，社会等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今天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点，即高度期待和失去耐心。高度期待，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重大的改革举措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长，是因为没有足够改革或是错误的改革所致。也不能说，过去的十年没有改革，只是始终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多数老百姓的感觉是，来自社会改革的一些好处，远远抵不上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很多人对改革越来越失望，但还是对那些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改革充满期待。同时，中国社会对不改革或改革不足的现状越来越没有耐心。现在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改革的动作，人民仍然不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社会会变得更没耐心。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加入政治激进化的世界潮流。尽管今天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一旦整体社会出现激进化，最有效的社会管治也会变得无济于事。社会管治只有在少数社会群体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变得不满，不再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大部分老百姓获益。今后的改革不仅不能再继续破坏社会领域，而且要在为社会提供充分保护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改革来谋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要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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