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美国“出租绅士”推动男女平权

    20世纪30年代，旨在为单身女性提供“护花使者”的“出租绅士”服务，在美国迅速走红。其开创者特德·佩卡姆屡遭挫折，仍被誉为推动男女平权的先锋。

    1939年4月，第二十届世界博览会在美国纽约启幕。尽管前有大萧条的阴影，后有二战的威胁，这一届主题为“建设明日世界”的世博会仍然吸引了数不清的参观者。

    纽约全城上下摩拳擦掌，想在世人面前展现代表未来的技术创新；然而，很少有人关注“无人陪伴的女性该如何出行”的现实问题。在那个女性权利依然不受重视的年代，单身出行不便困扰着在这个大都会居住和工作的女性，也令大老远赶来观展的外地姑娘烦恼不堪。

    美国女性曾受困社交壁垒

    大约80年前，生活在大城市的美国女性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男女平等依然遥不可及。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米奇·莫兰在论文《大萧条中的平权运动》中提到，19世纪20年代一度席卷美国的女权运动，被大萧条打断。进入30年代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增加，一部分人甚至将独立的女性看作搅局者，认为她们“偷走了男士的工作”。

    尽管偶尔遭遇白眼，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心脏，纽约女郎可以外出工作、独自居住。不过，这座城市的夜生活和社会规范仍由男性掌控。即便住在豪华酒店，女士仍然不能独自进入酒店内的公共休息室。“闺蜜聚会”随时会受到“路人甲”的鄙视。更有甚者，女性只能在设置了屏障的餐厅里与同性友人会面，不能像《欲望都市》中那样结伴招摇过市。

    《纽约客》杂志文章称，1939年造访纽约的人，没有几个只是为了瞅瞅世博会上标志性的尖塔和雕像的。他们对午夜派对和爵士音乐会更感兴趣——无论男女。问题在于，保守、偏见和恐惧，往往让单身女性与这些梦想之地仅一步之遥，却无法得门而入。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着手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先生”来自企业界——此前四年，特德·佩卡姆创办了“指南护送服务”，其内容则是向女士“出租”男士。

    让两个特殊人群擦出火花

    离开萧条的克利夫兰来到纽约时，佩卡姆才20岁出头，带着“年轻人的天真轻信、一套剪裁得体的燕尾服和一张五美元钞票”。在1955年出版的自传《绅士出租》中，他承认自己立刻为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而惊诧，想出人头地，但只能找到销售员工作。

    一天，他到城市广场喝下午茶。经过棕榈阁，听到两位丧偶的年轻女性抱怨道，她们想要进入“有格调”的餐厅，却吃到闭门羹。瞬间，佩卡姆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我看到了大量没钱带女伴出去的大学毕业生，和大量有钱但没有男人陪的女士。”他决定将这两个“孤独又内心悸动”的人群撮合起来，从中牟利。

    他努力让高档酒店的经理们相信，对于外来客，这是光明磊落、安全、可靠的体验纽约夜生活的方法。佩卡姆意识到，普遍存在的势力眼是打开生意之门的关键。他宣称，自己提供的“男伴”大都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还有少数是落魄的欧洲王室成员。

    佩卡姆很重视身份和履历，每当有人指出他的母校籍籍无名，他都会感到深深的自卑。他的社交礼仪也是通过临急抱佛脚得来，当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的经理同意向客人推荐他的生意时，他立刻冲出饭店买了《酒和社交饮食指南》，恶补如何从高档酒店的菜单中点餐。也正是为了免于遭受类似的窘迫，他决定只招募精英大学的毕业生。

    彼时，大萧条带来的困窘仍在。佩卡姆去耶鲁毕业生俱乐部招聘时，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透露，加入该俱乐部的5000人中，只有70人找到了工作。不过，佩卡姆强调，他的“员工”必须拥有一份白天的工作，无论收入多么微薄，以显示他们不是“面首或舞男”。

    佩卡姆孜孜不倦地向主流媒体解释自己的生意，从美国《时代》杂志到法国《费加罗报》。1937年，他甚至打算将一部讲述“出租绅士”的音乐剧推上百老汇的舞台。

    “护花使者”的面子不能丢

    佩卡姆从一开始就订下了严格的规矩，以便让“出租绅士”更像一门正规生意：“不允许欺诈，我们的男孩子可以扶着客人的外套，不许碰客人的手。”佩卡姆当然知道是什么让他获得成功：“我还没有傻到完全摒除性的吸引力，它渗透在这门生意的所有细节中。”

    佩卡姆要求，护花使者“必须整晚充当完美的骑士，表现得有吸引力、风趣，并努力迎合客人，即使他不喜欢雇佣他的女士也得照办”。《纽约客》称，“他手下的男士必须像几百年来依偎在富有、枯燥的老男人怀中的交际花那样，对女顾客极尽奉承之能事。”

    即便如此，男性的权威和尊严必须得到形式上的尊重。英国《每日邮报》刊载了上世纪30年代的女性约会指南，要求女性“顺从和尊重”男伴：“不要自来熟、不能在公开场合爱抚你的男伴”；“公开表示对对方的喜爱是个糟糕的选择，那会显得你没有品味，会让对方感到羞愧和尴尬”；“不要和侍者聊天，你的男伴需要你百分之百的注意力”等等。这些规则，由“出租绅士”陪同的女士必须全部遵守，尽管她们才是付钱的“上帝”。

    如果女士埋单，或被人看到付钱给“护花使者”，双方都会受到耻笑。一般情况下，女士会将两个装好钱的信封事先交给男伴，其中一个装着劳务费，另一个装着晚间的开销。整个晚上都由男方掏钱和打赏侍者，以确保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夜晚是由男性主导的。

    1938年1月，《哈特福德新闻报》刊登了“少女记者”撰写的报道，称她雇佣的男伴“史密斯先生”完全是为了钱出来打工，将此看作单调乏味的艰苦活计。虽然由男士付钱能够让他找回一点掌控局面的感觉，但他的权限仅限于决定女伴喝什么。女伴才是说了算的人，被租赁的男士不得不强颜欢笑。“如果受到3次投诉，这名男士就会被解雇，”报道称，“这些女人投诉的理由，是她们花了10美元，却没找到好莱坞影帝克拉克·盖博那样的男伴。”

    法院打压，舆论力挺

    1938年3月21日，经过15年拉锯战，《平等权利修正案》被提交给美国参议院。该法案规定“男性和女性公民在美利坚合众国各地，和所有受其管辖的地方享受平等权利。”

    可是，法条落实到现实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真正的女性解放迟迟没有到来，用行动推行性别平等的佩卡姆，却引起了某些“卫道士”的注意。

    佩卡姆告诉《时代》杂志，自己本着利他主义的目的成为行业先驱，“在骄傲和羞愧间摇摆不定”。他的顾客和雇员内心也同样矛盾。他1950年出版的书信集中，充满了匿名者的信，他们要求隐去姓名，担心成为丑闻的主角。客人的名字“被安全地锁在银行保险库中”。

    正因如此，佩卡姆于1939年吃到官司时，竟无一位客人或雇员愿意出庭为他作证。法庭并不在意佩卡姆的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而是指控他给异性“创造了暧昧的机会”。

    法官担心，佩卡姆的公司将成为“不道德和不名誉”的温床。尽管没有证据，他还是被罚款250美元，被判3个月监禁，且不得再从事类似生意。佩卡姆立即上诉，于1940年1月被驳回。高级法院表示，并不确定他有罪，但希望通过判决显示社会并不接纳这种服务。

    如此莫须有的判决被美媒称为“对佩卡姆的压制”。纽约世博会开幕前，佩卡姆的公司在畅销书作家席丽斯撰写的旅游指南中获得了浓墨重彩的推荐。后者称，佩卡姆的公司能够根据客户需要提供“肯塔基上校、法国侯爵，或者匈牙利伯爵”，并保证这些男伴“表现完美、长相养眼、像你家乡最好的男友，甚至是你的丈夫和儿子那样体贴入微”。

    舆论的力挺令佩卡姆欣慰。遗憾的是，直到锒铛入狱，他才看到席丽斯的推荐和赞美，为他的律师没有在法庭辩护中引用这些话而深感遗憾。

    美联社称，1940年1月，重获自由的佩卡姆不得不重新做起了销售员的老本行。在佩卡姆看来，事业的兴亡都是时代的产物。“幸运的年轻人利用灵光一现的主意换取美好生活，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图景。”报道称，他的成功来得太容易，一旦将这种互帮互助型的生意上升到道德层面，就被男权价值观彻底打败了。

    相关业务至今长盛不衰

    时隔80年，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的女性在社交场所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自由，佩卡姆开创的“出租男士”服务依旧生意兴隆。英国的Gentlemen4Hire网站承诺，“我们提供的男伴可以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无论是晚餐聚会、工作场合或者参加婚礼。我们的男伴只负责陪同出席您指定的场合，不提供性服务。”如今，护花使者不再由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垄断，而是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他们在网站上晒出五花八门的自拍照，方便顾客选择。

    佩卡姆尊重顾客隐私的主张则得到了充分贯彻。网站称，“我们认为您的隐私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不需要您在预定护花使者时填写任何个人信息。”

    进入21世纪，佩卡姆的事业继承者们不必再四处游说，因为网站就是公开招聘的窗口：“男伴的工作奇妙有趣，你可以赚钱还能结识很多有趣的人。我们的男伴来自不同年龄、地区和教育背景，所以如果你认为自身具有成为护花使者所需的素质，请与我们联系。”

    不过，从措辞看，今天从事“绅士出租”业务的人，似乎依然“在骄傲和羞愧间摇摆不定”。